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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虽然在汉代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来研究，则是东晋以后的事，因此，“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28页)。支道林对老庄玄学自标新义的阐释，赢得了名士们的共识，雅尚所及，崇佛之风，亦由此滥觞，支道林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支公养马复养鹤 明高启《再游南峰》诗：“支公骏马嗟何处，石上莓苔没旧踪。”说的是支硎山上留有马迹石、白马涧等古迹。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蓄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余嘉锡笺疏：“《建康实录》八引《许玄度集》曰：‘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 据传，支遁爱马，特别爱白马，号“白马道人”，《吴地记》甚至将支公仙化，说他得道后，“乘白马升云而去”。传说支公的坐骑是一匹白马，很有灵性。一天，白马沿着山涧一路吃草，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大湖边上，情不自禁跃入湖中，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水搅了个浑浑沌沌。第二年，这个大湖中开满了白花花的菱花，结出的果实又白又大又鲜美。后来，人们把白马放牧的地方叫做“白马涧”，今称马涧。白马洗澡的地方称为“白荡”。白荡里长的菱叫“白菱”。宋范成大《吴郡志》九云：“道林喜养骏马，今有白马涧，云饮马处也。庵旁石上有马足四，云是道林飞步马迹也。” 刘禹锡有“石文留马迹，峰势耸牛头”正咏此。 白马涧是支公放马处，苏州城里也有支公爱马饮水处。他有匹叫频伽的马，曾在苏州城卧龙街桥边饮水，马溲处忽生千叶莲花，人们大为惊异，就把此桥称为饮马桥，巷称莲花巷，今桥仍名饮马桥。 “支公好鹤，住剡东山。支公书曰：山去会稽二百里。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苏州支硎山上也曾有支公放鹤亭。 支公养马重其神骏，养鹤放飞纵其遨游，纯为道家风采。在名僧支遁身上，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印度佛教纯粹的思辨色彩，却有着明显的中国儒道思想文化烙印。后人诗曰：“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天生支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皎然：《支公诗》)历代名流到此游览，都免不了赋诗撰文，以寄缅怀之情。清任颐作《支遁爱马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此图以东晋名僧支遁爱马为题材。此图右侧画一丛芭蕉，支遁扶杖伫立其下，观赏骏马。马则扬蹄，作昂首回礼状，生动自然。 荷杖来寻支遁踪 支道林“追踪马鸣，蹑影龙树”，受到当时士林的敬重，支公德行也为时人所敬重。据梁《高僧传》卷四说他在石城山立栖光寺之后，就“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他在剡山沃洲小岭立寺行道时，从其受学者有100多人。支道林去世，时贤甚为痛惜。晋杰出画家、雕塑家戴逵从其墓前经过，叹息说：“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世说新语·伤逝》)。王珣《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 初唐诗人魏征到江东，就“荷杖来寻支遁踪”，明代苏州书画家吴宽赋诗云：“ 四峰如戟倚江天，支遁风流尚宛然。马迹千年留石上，鹤飞何日返亭前。林泉有意寻幽赏，轩冕无因了俗缘。寺主相逢聊借问，几时方丈许参禅。” 诚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今人登临苏州穹窿山是否会去寻觅穹窿山居士的踪迹？白马涧、支硎山、花山等地的“支遁迹”今又何在？是任其烟灭无闻，还是张皇其事，确实值得我们后来者深思。 编辑：心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