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载有“自有一往隽气”的王羲之从轻视支公到折服的过程：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兴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中土著名的名士多乐与往还，社会名流如谢安、王洽、刘恢、王羲之、殷浩、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和充、王坦之、袁伯彦等俱与他结成方外之交，“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甚至几天不见，便有一日三秋之忧，风流而有高名的谢安曾写信给支遁言：“思君日甚，一日犹如千载，风流快事几乎被此磨灭殆尽，终日戚戚。希君一来晤会，以消忧戚”。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嵇康，志高文伟，不偶世，人品 胸次都高，“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颜延年《五君咏·嵇中散》)，谢安却以为“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嵇康用尽全力，也不及支遁的一半(《世说新语·品藻》)。“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25--126页)，甚至为了争抢支遁身边的座位，不顾脸面。《世说新语·雅量》记载：“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支遁辞别京师建康，执政的海西公在征虏亭设饯别宴会，在宴会上，蔡子叔先抢到了支遁旁边的座位，但在他起身与别人行礼寒暄时位子被谢万石所占，蔡竟将谢的坐垫用力一掀，将谢摔到地上，夺还了紧挨支遁的座位，差点碰伤了谢的脸。难怪唐诗僧皎然说：“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皎然《支公诗》见《全唐诗》卷820)孙绰在《喻道论》中又说：“支道林者，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情同任。此远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支遁的言行也竞为名士们仿效，支遁向竺道潜买山隐居可谓典型一例。《世说新语·排调》记载：“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高僧传》四《竺道潜传》记载更详细：“支遁遣使求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沃洲能共隐，不用道林钱”(唐刘长卿《初到碧涧招明契上人》《全唐诗》卷147)。巢父和许由都是传说中的尧时隐士。巢父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巢父。《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避。”唐张守节《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言后来尧又召为九州岛长，许由恶闻其声，洗耳于颍水之滨，以清洁其身。所以，“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孟浩然《宿立公房》)，支遁也“惭恧而已”，放弃了买山打算。

尽管支遁没有买山，但“买山而隐”却成为当时名士雅尚，“沃洲山”也成为诗禅双修人物的隐居意象。支公俨然成为领导名士新潮流的精神领袖。

支遁庵与花山八关斋

唐诗僧灵一诗曰：“支公信高逸，久向山林住。”支遁在苏州时结庐何处？据苏州最早地志传为唐陆广微的《吴地记》载：“支硎山，在吴县西十五里。晋支遁，字道林，尝隐于此山……山中有寺号曰报恩，梁武帝置。”支遁曾居苏州吴县支硎山，山石薄平如硎，故支遁以支硎为号，而山又因支遁为名，建寺院亦称支遁庵。宋范成大《吴郡志》九载：“支遁庵在南峰，古号支硎山。晋高僧支遁尝居此，剜山为龛， 甚宽敞。”明高启《南峰寺》诗：“悬灯照静室，一礼支公影。”

《支硎山小志》载：“报恩山一名支硎山，在吴县西南二十五里，昔有报恩寺，故以名云。所谓南峰东峰皆其山之别峰也，今有楞伽天峰中峰院建其旁……”又载：“支硎为姑苏诸山之一，古色苍苍，中外皆知，自晋迄今未有山志之辑……”唐时曾改名为支硎山寺、报恩寺和南峰院等。北宋以后，又改为天峰院、北峰寺、中峰禅寺等。唐宋年间，还在山麓下兴建了楞伽寺(后改名观音寺)等。《府志》云：“府西二十五里有支硎山，以山之东趾有观音寺，故又名观音山。”《吴县志》：“观音寺在支硎山东麓。山亦名报恩，以旧有报恩寺也。晋支遁于此因石室林泉以居……乾隆南巡，六次临幸，赐联额。”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云：“支硎山俗称观音山，三春香市最盛。”黄省曾《吴风录》云：“二三月，郡中士女浑聚至支硎观音殿，供香不绝。”

至今尚能正宗后嗣支遁庵者，则是唯一幸存的中峰寺，坐落在苏州市西郊支英村(支英古名支硎)的小华山上(俗称小花山、北上方山)。

古寺石门夹道，危壁耸立，清净虚寂，净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环境优雅。支硎山上有待月岭、碧琳泉，还留有支公洞、支公井、马迹石、放鹤亭、白马涧、八偶泉池和石室等古迹多处。近处曾建有石塔，塔上镶刻着晋永和年字样(即公元345～356年)，相传为支公道林藏蜕之地，可惜现已淹没。

一说苏州花山亦支遁开山，花山是天池山的东半爿，“其山蓊郁幽邃，晋太康二年，生千叶石莲花，因名”(《吴地记》)。那里长松夹道，鸟道蜿蜒，“于群山独秀，望之如屏”(《吴郡图经续记》)，山顶北有池。今天池山中有寂鉴寺，传说“支公禅师结庐焚修于此，垂二十余年。德行闻于朝，晋帝嘉其志，拨内帑十万缗，为之开辟道场以行教化，遂有兹寺”(《天池寂鉴寺图》)，至今尚存三座元代石屋。清康熙、乾隆都曾来此游览。

据文献记载，约于公元343年，支遁曾在花山附近的土山墓下举行了“八关斋”。“八关斋”为佛教规仪，即“八关斋戒”，简称“八戒”。是佛教为在家教徒(居士等)制定的八项戒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听歌观舞、不食非时之食(即过午后不食)，前七项为戒，后一项为斋，故亦称“八关斋戒”、“八斋戒”。斋戒期间，信徒的生活应如出家的僧人。花山“八关斋”，据其《土山会集诗序》曰：“间与何骠骑期(按：何充此时领扬州刺史，镇京口)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僧人)白衣(信众)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25页)至四日期，众贤各去。八关斋会，实际上是一种高僧与名士自由争鸣的讨论会，它预示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支遁存有登临抒怀描摹山水的《八关斋诗三首》,诗中有 “逸想流岩河,朦胧望幽人”,“芳泉代甘饮，山果兼时珍”，“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渴望返本归真、恬静淡薄的生存状态，又期待“倾首佚灵符”，有机遇降临，出处兼有的思想，表现了名士与名僧兼备的支遁的独特风采。可惜今已难觅花山附近的土山既八关斋所在地的踪影了。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