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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2)

既然名言、知解都无法揭示禅道的真谛。那末,岂非禅道根本不可传了吗?虽说‘第一义’不可说,但还是说了;虽说‘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着一字’【刘泽亮:《宛陵录校释》,《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

既然名言、知解都无法揭示禅道的真谛。那末,岂非禅道根本不可传了吗?虽说‘第一义’不可说,但还是说了;虽说‘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着一字’【刘泽亮:《宛陵录校释》,《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3页。】,然而四次结集,毕竟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佛说经典;自达摩始的历代祖师,或持传《楞伽》,或奉持《般若》,或尊崇《金刚》,而且各有语录文字见世。
慧能在黄梅请‘解书人’将其偈题西间壁上,‘呈自本心’。《坛经》上虽有‘不立文字’‘不合语言’,此经先即语言,后又成文字。更何况契嵩本、宗宝本作‘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既言不立文字,早已立了文字。

事实上,主张不立文字的曹溪门下大师多有法语传世,后世禅门语录层出不穷。既言‘说似一物即不中’【《景德传灯录》卷五,《大正藏》卷五一,240c。】,业已说了一物且已中。所谓不立文字,仅禅宗五灯,总计150卷,数百万言,亦可谓不离文字耳。

‘不立文字’,是‘说不得’;‘不离文字’,是‘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去说’,这正是禅宗所要摆脱的悖论,也是哲学所真正要解决的认识机制。事实上,正如萧萐父教授所指出的,佛法主张‘第一义’不可说,这本身是一个自语相违的悖论,因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已作了‘不可说’这种说明。为摆脱这种逻辑矛盾,禅宗主张‘绕路说禅’,即认为不可说的东西并非不可说,问题在于如何说,如何运用禅语言的特殊功能。后期禅学的诗化,似表明禅境与诗心一脉相通,这只是禅语言艺术的一端,至于禅语言中还有各种机锋、反诘、突急、截断、擒纵等等,各有其特定的表达功能【参见萧萐父:《吹沙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62~165页。】。禅宗不仅立了文字,而且讲得还很系统,这是‘不可说之说’,其中蕴含着‘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说’的机制,这正是禅学研究要阐释清楚的。如何超克这一矛盾,在不可说中说,通过说不可说之说传释自己的禅体验,唤起他人的禅体验,这是禅宗的主题,也是哲学的主题。

二、语与默:说不可说之说

禅宗不仅给我们提出了语默之间这样一个禅语言学的问题,同时它的历史展开过程为解决这一悖谬也创造了语势兼用、语默无二这样丰富多彩的说不可说的方式,这就是:寓言、卮言、重言、无言、玄言、机锋、棒喝。寓言、卮言、重言(含颂古、评唱、看话)‘三言’,意在以语言建构意义;玄言(如三玄三要等)、机锋(有意误读、自相矛盾、答非所问、预设前提),意在以语言瓦解语言;这四言又归属于不离文字、语中无语。无言(问而不答的默照,以及努眼瞠目、棒喝交驰、刀劈断指的以势示禅),则属于不立文字、无语中语。语中无语、无语中语两个层面逻辑地建构了一个语默不二、不即不离的禅宗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与智慧,对今天的宗教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至日常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尤其是对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作用。

1. 语中无语,藉指见月,说即默

(1)以寓言、重言、卮言说不可说

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揭示了语言与实在的隔膜。他为释解说不可说的内在紧张和逻辑悖论,创造了一套说的方法,这就是寓言、重言与卮言。所谓寓言就是假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所谓卮言就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禅宗对这种方法圆融灵动的运用,使其禅说具有了洒脱、活泼,自然、无碍的魅力。

首先,寓言的运用。巧用譬喻,始于释尊说法,大小乘诸经论中也多处举示譬喻以说明教旨。一般而言,譬喻大多举示现今之事实,然亦间有举示假设之例证。有些譬喻或寓言,并不直接揭明喻体的内容,而与禅佛之理相融无间。如喻指诸法皆空的空无性:如阳焰喻、镜照面喻、虚空喻、逐响喻;盘中散珠喻、黄叶为金喻、大日轮喻、火烛喻、痴狗喻;喻本心即佛,善自作主:如大力士喻,鹅王择乳喻;启发学人参禅悟道,不凭借语言文字、知识见解,如猎犬与羚羊喻,小儿吃乳喻:‘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义,唤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与儿酥乳吃,消与不消,都总不知。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尽名食不消者。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取,真如之中都无此事。’【刘泽亮:《传心法要校释》,《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291页。】如果说《庄子》‘寓言十九’,十分之九都是寓言的话,那么禅宗典籍简直就是寓言大结集了。

其次,重言的运用。重言具有从正面厘定宗旨的功用,这种传释方法对扩大禅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禅宗注重对重言即假借他人之言行方法的运用。有举‘二祖请师安心’的公案;五祖付法六祖的公案;迦叶倒却刹竿的公案,等等。后世‘看话禅’以参‘公案’为唯一、全部的方法,与此相类。对禅宗来说,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大公案。在人一开始真实生活时,便应该参破这个公案。只要我们真实的活着,一切平凡的事都会变得非常的奇妙。宋时兴起的颂古、评唱、看话禅,亦可归属此类。五代以来,禅宗祖师的语录越积越多,标榜‘不立文字’的禅宗已经文字山积,而禅门中更兴起注解阐释古人禅语的风气,真实参禅者渐少。大慧宗杲有鉴于此,认为不能直接从公案的文字上,而应该提出公案中某些语句作为‘话头’(即题目)作参究,对公案中的话题起大疑情而获得开悟。其目的在于‘杜塞思量分别之用’、‘扫荡知解,参究无意味语’。在大慧宗杲之前,唐代僧黄檗希运即教人看赵州从谂的‘无’字公案。北宋法演也用这种方法教人参禅。而经宗杲大力提倡后,看话头渐渐成为临济宗参禅的通用方式,影响至为深远。宋代以后,禅净双修思想兴起,除以麻三斤、柏树子、须弥山、平常心是道、云门顾、赵州无等古公案外,还以‘阿弥陀佛’四字为公案。《西方直指》卷上云:‘直将阿弥陀佛四字做个话题,二六时中,自晨朝十念之顷直下提撕。’【《卍续藏》第108册,625a。】明、清以至于今,此禅风犹未绝。所谓‘参禅’二字,即从看话头、参公案的方法而来。

其三,卮言的运用。寓言重诠解,重言重立旨,而卮言则以概念流动性和灵活性随文依缘、娓娓道来,于自然之中揭露逻辑思维的矛盾,时时给人以启悟。禅宗借用庄子的卮言方式,给参禅者以电光石火般的启悟。如禅师开示学人的大眼目:‘汝等诸人,尽是童酒酒糟汉,与么行脚,笑杀他人。总似何处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传心法要校释》,《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319页。】给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不见四祖下有牛头融大师,横说竖说,未知有向上一个关捩子。若有此眼脑,不妨辨得邪正宗傥(党)’【《祖堂集》卷十六《黄檗希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高丽覆刻本,1994年,310b。】,给人以点化迷津茅塞顿开的启悟;‘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黄檗:《传心法要》,《大正藏》卷四八,380a。】,是对学道‘无心’秘诀的直接揭明。这类卮言又往往成为后人经常拈提的公案【参刘泽亮:《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37页。】。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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