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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心性修养的方法也是相通的，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向内用功，克服自己本能的情欲。孟子则进一步说：“尽心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种道德修养的方法就是反省内心，觉知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吕氏春秋》中也说：“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下只所失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学习和自我修学不仅仅是外向的，更重要的是启发人本身的天性，让人的先天完美性完完全全的显漏出来。这就是儒家的自我修养方法，具体的操作是学习儒家的伦理道德纲目忠，孝，礼，义等，它是通过这些条目来约束人在物质社会趋向恶的一面，让人去恶从善，在社会交际中尽最大的能力发挥自己本能的善。佛教亦是反观己身以灭妄归真，具体的操作方式有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众多戒条，但根本的精神还是去恶从善，在《增一阿含经》佛在十二年中只受持一偈为戒，即“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我们可以看出儒佛二教在道德修养上虽然伦理内涵并不相同，但二教的这种自我内省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体证人的本性，从人的心性入手，发现本来的面目。这种心性修养思维的一致性的根源，则在于二教给予了人性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倡导人性本善，这种思想能够成立的偶然性则在于二教都以人为出发点来理解人，这是与其他的宗教和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同。 儒佛二教的道德修养的出发点以及方法都有广泛的一致性，因为道德修养都有出世与入世的一面。儒家从孔子时代开始同样也关心践行伦理道德的实际意义，孔子就曾指出，人应当在礼仪中成就仁，进而上达天命，即“下化上达”，下化人伦而上达天命，仁的终极来源则在于天命，可以说内在的心性有着本体的意义，这就是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根源，儒家的心性思想到了宋代则更加接近佛教的心性思想，他们大多以佛教的心性论结合儒家的纲常名教来检构其理论框架。儒家的礼教本为入世的，但后来在佛教心性论的影响下也附上了出世的意义，正如朱熹所说：“生死事小，而失节事大。”这不是将礼仪看成一个外在的生活规范，而更是一个形而上的道德本原的心性命题，“失节事大”是因为它违背了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遵守人所承的天命是人毕生的目标。这直接开启宋明理学家的思路，这是儒教有意取悦于佛教。佛教的伦理道德是通过戒律来表现的，戒律本自出世的，指向的是将来涅槃境界，关于此点不必多言。但在儒家世俗伦理道德的影响下，佛教以自身的“世出世不二”的思想来“为了出世而入世”，积极倡导入世思想，使佛教彻底中国化。宗密就曾指出说：“戒虽万行，以孝为宗。”直接将二者的伦理道德统一起来，慧远则更进一步指出儒佛二教“出处诚异，终期必同。”直接将成佛作圣的境界等同起来，这是佛教有意取悦于儒教。儒教礼仪与佛教的戒律虽然内涵有所不同，但二家道德修养的实在意义都有出世与入世的一面，这是二教交流过程中互动的结果。 综观儒教礼仪与佛教戒律的心性取向与二教的融合，不难发现二者在思想意义上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这是二教能够融合的心理因素之一，也是取得融合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不容忽视，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一般的思维特征。正因为双方在心性层面有着相同的知识，所以在实践自我价值的方法上，以及成圣的境界上都有广泛的一致性，它从多个方面尊定了二教融合的可能性。(信息来源：摘自《甘露》) 编辑：纤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