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利益的思想源远流长，上自先王的暗示时代，中至殷商的秩序时代，下至孔子的思想时代。在简单的祭礼过程中将此礼仪秩序化，再对此仪程进行思想上的终极根源的合理性的解释，便构成了儒教的礼仪。在此演变过程中，儒教礼仪从简单的外在形式过度到以内在心性为基调的伦理道德。自从礼教被确定以来就形成了整个社会最普遍的生活准则。它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它是整个宗法社会的基础。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思想的佛教，它与中国本有的文化之间无论是在世俗的伦理道德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文化保守着的立场而言本应该产生激烈的冲突与斗争的，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文明在世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上的不相融性，然而儒释二教的这种碰撞在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他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从本有的文化中去诠释的角度不同罢了。双方都在找一个相似点来适应这种文化间的接触;从中国三教交流所产生的“三教同源”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文化交融的内在思路。儒释二教的伦理道德观虽然在表象上相去甚远,但双方的伦理道德都是从心性上建构的,此文只就二教伦理的心性取向上谈二教的融合。

一、心性取向在思路的一致性

儒教礼仪的起源与祭祀时的乐舞有关,早期只是一个向神表达敬意的外在形式,它源于人类对生命现象来源的好奇和对死后世界的敬畏,人们可以通过祭祀来表达对自我生命终极价值的依托,所以祭祀是极其慎重的,祭祀时的礼仪也是极庄严的。此仪式虽然只是一套祭祀的程序,但它已经暗示了某种社会等级,人文道德的观念,这些观念就儒教思想的根源,它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人们把它当成天经地义的东西而不必加以怀疑和追问。此礼仪在商周以前还是比较简单的，但进入商周以后,此礼仪的程序，观念均已秩序化，它进一步确定了礼仪在社会中的合法性，整个社会活动都应该在礼仪中运转。经过礼整饰的社会活动是欣欣向荣的,有着勃勃的生机,人们在这样的礼中安定地生活，在生活中又实现了礼的内在价值。但商周时期的礼重在于天道,仍然带有浓厚的神秘性及宗教性,随着春秋各诸侯国的崛起,周王室日渐衰落,它引起了人们对当前思想的反思,孔子就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他并未放弃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思想意义上的解释。他指出了礼在思想上的依据,就是要证明礼何以为礼。

礼本来是祭祀的规矩,程序等,但经过孔子的重新解释,它在思想意义上的价值就被凸现出来,思想的指导性很广泛,但孔子直接将指导性从外在的礼引向内在的心性范畴“仁”，就是将礼与人的心性相联系起来,礼应当从人的本性出发,而不再是向鬼神表示敬意,儒家礼教从外在的表象转而以内在的心性为根本,这一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与佛教的戒律的思路极其一致,佛教戒律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婆罗门的祭祀神学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而制定的,制戒的目的不是在于取悦上天的诸神,而是从人的内在心性着手去寻找一条适合人性的生活道路,正因为儒释二教在人文思想的内在思路上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所以中国人才会在众多宗教入华的情况下选择佛教,这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能生根发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心性为主的伦理道德极其灵活,克服了僵化教条对人性的束缚。它的目的不在于实行礼而是在礼中实现了潜在的道德主体的人文价值。此道德主体就是仁,仁是对礼的服膺,礼的心性取向便是仁,我们可以看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所表述的是同一个东西,之所以讲仁,是将礼纳入到人的心性范畴。崇礼的人便是仁者,仁者必然遵从礼的约束。但孔子更看重仁，因为仁是从内在的心性出发，人只要能做一个仁者就行。比如:父母在而远行的人就属不孝,假如呆在父母身边没有尽到义务也属于不孝。孝敬父母不只是让父母得以物质上的奉养,更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感恩，否则就于养牛马就没有区别了。正如孔子说：“不敬,何以别乎。”又比如说看上去合乎礼仪，但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礼的发端是内在仁的本性，从人性的深刻洞察之中去建构礼，这和佛家的戒律精神非常相似。我们再来看一下佛教戒律的内在思路，佛制比丘不得受钱，有茉莉夫人供养钱，比丘请示佛以后，佛则告诉比丘可以受钱，又明制比丘只穿粪扫衣，但后来大爱道供养了一件非常豪华的袈裟给佛，佛则以慈悲心接受了。佛陀晚年则更告诉阿难：小戒可舍。他还嘱咐弟子们到异域弘法可随方就俗。佛陀制戒是根据不同的人文地域环境而制，并非是一种教条的说教，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藉此来约束比丘的行为，保护内心的清净状态不受污染。

关注心性是礼与戒的思想出发点，在《奉法要》中说：“心作天，心作鬼神，畜生地狱,皆心所为为也。凡虑发乎心，皆念念受报。”心是善恶取向的根本，是整个伦理道德的本源。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伦理道德发之与心，也归之于心，之所以要遵从外在的伦理道德，因为它是个体的心性取向的决定者，这是儒释二教伦理道德的共同点。北宋的契嵩就曾会通儒释二教的伦理道德，他说：“圣人之教善而正矣，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有情也，僧儒者迹也.。”是僧是儒，只是外在的形迹不同，也就是伦理道德不同，但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同一目标：善。成仁作佛皆以善为之。正因为儒释二教伦理的内在思路的一致性，所以后世的交流才能得以比附与会通，进而把两教的伦理融合起来。北齐的颜之推就指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他以五戒配五常。天台的智者也说五戒与五经的内在精神是相同的，唐以后的高僧大多类同此认识，如：契嵩，宗密，智旭，藕益，印光等。所以他们不竭余力的去融合贯通，企图开拓更大的空间来发展佛教。

二.心性取向自我价值判断的一致性

儒家认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准则就是礼，人的一生就要对礼进行学习，去革除人的本能的感官欲望，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人不学习礼乐文明，就如同禽兽一样只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所以学礼是立世之本，它为了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一种和谐的规则，仁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个我内心的和谐的状态，它是个我遵从礼的崇高品质。仁就是立人之本，它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修养就是培养仁，让仁显露出来，所谓仁者就是爱人，孔子是通过忠、恕、孝，信等范畴加以表述的。正因为孔子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爱人，所以后世的孟子便从此出发提出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可以说，整个儒家思想是从正面肯定了人的自我价值和人性本善。这种对人性善的肯定和佛教有着相同的思路。佛教主张：“心性本净，客尘随烦恼之所杂染，说为不净。”心体是本净的，而烦恼是客，并不是主体，主体的本净之心“因客体的无明心而现杂染相，”但这并不是影响本净的心。宗密在《原人论》中更说：“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儒佛二教都对人性给了一个积极的评价，肯定了人性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它的价值，这在人类人文思想上是一个进步。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说，正因为儒佛对人性的认识的基点相同，所以彼此的融合就不存在障碍。孔子将礼纳入人的心性范畴，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后世的儒佛二教的人都指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因为他们都看到二教均认为人有本具的先天完美性，这是将来能实现理想境界的理论前提。契嵩就说：“佛之为者，既类夫仁义，而仁义乌得不谓之情乎……仁义乃情之善者也。”在他看来，佛的本性就是儒家的仁义。杨皂山也曾说：“白净光垢(庵摩罗识)即孟子之言性善。”直以儒家的性善会通佛教的佛性。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