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与佛光山合办敦煌古展，在筹备工作上十分尽心卖力的胡嘉华小姐曾对我说：「大师！您是因为慈悲才到红尘里来的！」对于她的过誉，我愧不敢当，倒是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思绪，使我想起五十多年前，我刚出家不久，合尘法师曾说过一句话，自觉深得吾心，那就是：

「一个人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

我觉得：慈悲是做人本来应该具备的条件。

我自幼就极富慈悲心，总是想尽方法补救那些不完美的人事。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公公。我听完以后，竟然难过地躲在桌子下面哭了起来，并且央求家人一定要去救济他，任由大人们劝解哄骗，都没有办法阻止我的百般纠缠。直到深夜，家人拗不过我，只得买了一份礼物，陪著我去送给外公，我才肯罢休。

至稍长，十岁那年，父亲为了维持生计而远赴他乡，经年累月都不在家，某日突见他返回家门，我想到他日夜辛苦，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此后，我便四出寻找零工，帮忙补贴家用，希望能藉此减轻他的忧劳。

后来，母亲长年卧病，我为了让她欢喜，每天都在工作之余，蹲踞在她的病榻之前，为她念七字段的小书解闷。母亲不识字，但我念错时，她会纠正我。家中大小事务，我也自动打点妥当，不让她操心。乡人们都夸赞我是个孝顺的孩子，而我只觉得这是人子应尽的一点心意。

十二岁，割爱辞亲，入寺出家以后，我奉师长如父母，视同窗为兄弟，恭敬礼让，为服其劳；我以教为命，以众为我，牺牲奉献，不为己求。自觉在慈悲上有更深的体验，这才感受到慈悲并不是一个定点，而是情感的不断升华。

一九四九年，山河易帜，我之所以前来台湾，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同学智勇法师所组的僧侣救护队，临时改变主意，决定放弃，我恐其「僧侣救护队」会因此而群龙无首，故互易志向，允诺代为领导。又见时机危急，事不宜迟，我当晚连夜赶路，兼程来到常州天宁寺，摸黑叫醒睡梦中的同学，一个个问他们：「要不要参加『僧侣救护队』，一起到台湾去？」

曾有徒众听我诉说这段往事时，惊讶地问道：「您半夜把大家弄醒，难道这些人您都认识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慈悲救人，任谁我都敢去叫啊！」

记得刚到台湾那年，我巧遇同参性如法师，只见他两眼深陷，气若游丝，交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是第三期的肺病患者。当时医药还不发达，得了肺病等于宣告绝症，大家都害怕传染，不敢亲近。只有真念法师和我无所畏惧，不时前往照料，每天还仔细地将枇杷叶上的细毛洗净后，熬成药汁，喂他服食。这时适逢道源法师开讲《大乘起信论》，在当年缺乏弘法的台湾，可谓甚难稀有。真念法师有心闻法，但又听不懂国语，我遂自告奋勇，将听讲的手抄，连同自己搜集的许多相关资料，每天整理成上万言的笔记，送来给他参考。我虽然为此忙碌了一整个月，但是看到真念法师满心欢喜，性如法师病体渐癒，我自己也感到高兴极了。

月基老和尚曾经是我就读栖霞律学院时的院长，我为了报答他当年的教导恩惠，不但将自己参与筹建好的高雄佛教堂交由他住持，并且奉养照顾，常常三更半夜送他就医，为他付费疗病，直至终老。他往生以后，道场却立即被他人占有。许多人义愤填膺，纷纷口诛笔伐，吁请我出面收回，我不但不计较，甚至交代依严法师，将老和尚生前积蓄的一千数百万元，全部交还栖霞精舍。

在佛光山开山之初，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斯里兰卡的法师在当地筹办大学，希望我伸出援手；一位老法师曾向我借款八十万元，我万般筹措给他，事后他却说：「我只是试试你的诚意。」在新加坡的一位法师建社会福利中心，要我认捐两间房间，我虽阮囊羞涩，但都念其是长老或是同道，设法为其筹款解困。孟加拉、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印度等地的佛教机构，来函表示他们缺乏经费建设教室、兴设图书馆、修复道场精舍……，我那时虽然自身困难，也都竭力捐输，以尽佛子微忱。

记得数年前，我曾经接到一位不肯署名的无头信，上面贴了一张有关到中国大陆救济的新闻，旁边写著：「你是大陆人，你做了什么慈悲救济的工作？」我看完感到啼笑皆非。多年来，我对大陆的捐献，不仅包括佛教团体、寺宇殿堂、水涝旱灾、慈善机构，还有奖助学金、学术研究等等。这些微的爱心，难道都要向大家报告吗？我一直觉得：慈悲不是用来衡量别人的尺度，而是自己身体力行的道德；慈悲也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手段，而是真爱的自然流露。

我扪心自问，自觉不但无愧于中国大陆的人民，更无怍于台湾本省的同胞。记得一九五一年，花莲发生大地震，我那时虽然一贫如洗，住在善导寺里，以放骨灰的柜子为床，却为了震区灾民，而奔走募款。在宝岛四十多年来，我成立安老院、育幼院、出版社、杂志社，我兴办教育，从儿童到成人，深入各个阶层。凡此固然是为了不愿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也是想借以孝养天下的父母，教化天下的子女。

我认为：慈悲不应该有省籍的界线与地域的分别，而应该是一种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却能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胸怀。

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我虽然居无定所，却到处为前线官兵募集衣服书籍；一九五五年，越南沦陷，发生海上难民潮，我虽忙于弘法，也不辞辛劳，到各地呼吁社会大众雇船到海上去救助难民，承蒙大家帮忙，活人无数。这些年来，世界五大洲天灾频仍，人祸不断，我也都以国际佛光会会长的身分，多方奔走，发起会员们出钱出力。

经常有人见我一生兴办许多佛教事业，很好奇地问我：「这些是否早就在您年轻的时候，都预先在脑子里计划好了？」其实，说来恐怕有人不信，这些事业当中，有许多是一念的悲心所成就的因缘。例如，由于不忍年事已高的阿随姑独自一人照顾佛堂，我四处筹款。在那里我成立了「佛教文化服务处」，开始着手推动佛教文化事业。

我在一九六七年购买佛光山土地时，也没有想到要建大丛林，只是听说一对越南华侨夫妇急于脱售一片二十甲的麻竹山地，以度难关，却苦于无人肯买，全家大小坐困愁城，正欲投河一死了之。我见人命关天，心生悲悯，于是将「佛教文化服务处」变卖，以所得款项购买这块山地。当时，许多信徒认为将这么一栋座落在闹区的房子卖了，换为荒山野地，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都来劝说反对。我还是力排众议，买地救人。

探勘地形时，我望着满山的刺竹杂草，想到这么广大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建设规模较大的佛学院，一偿培才兴教的宿愿，于是，一间间校舍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盖了起来，佛光山的教育事业就是在此地扎下深厚的根基。后来，为了因应朝山信众的需要与方便，我又筹款购地，移山填海，规划其它佛殿、讲堂、客房、斋堂等建筑。直到现在，佛光山的硬件工程从未间断，但是我们可以昂首骄傲地说：「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一切的建设，都是为了福利社会。」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