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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穷苦的处境证严法师却谢绝了一笔两亿美元的捐款，为什么呢？慈济功德会的最初捐款来自花莲的当地家庭妇女们，每天每人省下的五毛钱，有人说干脆每个人一个月交十五块不就得了吗？证严法师却说“这有很大的不同”。 证严法师：一个月的十五块我就说那是一个月才起一次的好心，想要帮助人只不过一个月才有一次，爱心是要天天培养，也是要时时刻刻要培养，出门以前，就要先起一个好心，培养这么一个爱的念头。所以我要她们的是每天的五毛，不要她们的一个月十五块。 杨澜：我想一开始要做慈济医院的时候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一个理念你拒绝了，有一个日本人要捐给你差不多两亿美金，这么一大笔善款，当时你是需要差不多八亿块台币，但是你当时只募到了三千万左右。应该说这两亿美元来得很及时嘛。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吗？ 证严法师：是，也是很感恩，我是期待，台湾有这么多的佛教徒，也不止是佛教徒，可以说有很多的爱心人，在台湾建成这一座医院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点点滴滴地把这个爱心汇聚，自己开垦一亩福田，希望每一个人来当农夫。希望自己跟这个福田会更有亲切感。 杨澜：到后来这个慈善基金越来越大了，像在慈济的委员中也有不少是工商业的人士，对管理基金都很有经验，比如也有人向您提出建议说，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医院附近发展一些房地产，然后用这些钱来投入这个基金更好地运作，但是您却拒绝了这样的想法，还是要坚持要每一个人来募捐，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证严法师：对啊，也是期待每一个人付出的爱心我们要点滴不漏，赶快让它有成果。而且取于社会，用于社会。 杨澜：我想，台湾七十年代以后，经济腾飞了，人们在物质的生活得到改善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精神生活很空虚，在您这里他们也找到很多感情的依托，精神的依托，而且找到人和人之间应该是本来很纯真的互相帮助的情感，所以也有人说您是专门治疗“暴发户综合症”的，当然除了济贫还有教富的责任。 证严法师：真是笑话。 杨澜：但是中间您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物质交换的社会里呆的时间长了，于是也会把这些愿望带到佛庙里来。比如说人们来祷告的时候，首先想“佛祖保佑我再赚更多的钱吧。”或者…当然也有祈求健康的，或者说把钱捐出来总是想要留个名吧，或者心里上得到一种寄托吧，你对他们的这样愿望怎么看？ 证严法师：刚才不是说过吗？慈济从开头一直到现在没有这样的人要来这里。什么拜拜，求什么的，没有。大家都是以为要说是精神寄托，是有。因为他感觉到，做得欢喜。而且我们这一些慈济人，所有的慈济人，他付出的同时都是说感恩，感恩，有对方的受苦受难，让自己更充实自己，更了解自己是比别人都有福，所以对自己会有那种的…很欢喜。付出而感恩，所以他们在这儿不会有要求说，“佛陀来保佑我”，不是，他们都是以付出无所求，同时还要感恩的这种心态。 慈济医院于1986年正式落成，他不仅拥有一流的医疗设备和专业人才，更力求营造一种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杨澜：医院里有大量的志工，也就是义务工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平时是台湾各地的老板或者是高级行政人员，到了周末就飞到花莲，在医院中照顾病人，暑假期间大、中学生们也来到这里，参加慈济有十八年之久的颜惠美女士专门负责给他们安排工作。 杨澜：你接触到那么多很年轻的孩子，有时候还是高中的学生，他们到这里来做志工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让他们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他们在外边的世界里所一般被忽视的呢？ 颜惠美：现在最忽视的就是伦理道德，因为年轻人觉得很自大，他想说“我快乐有何妨”，所以对我们的长辈，甚至于老人家，他都不晓得说，那些老人家的辛苦就是在维护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家园。他认为说有老人嘛，有什么好去为你们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来到医院之后，看到孤苦无依的老人，就自然而然地为他们刮胡子，洗洗头发，洗洗他的脚，所以在这样的动作之中，他恍然大悟“跟我无缘无故的老人怎么我会这样乐意去为他洗，为什么我的爷爷、奶奶跟我住在楼上楼下为什么我都不去打招呼？”甚至于认为“我累了，我回到家里，我就要到楼上去躺着休息，我还要去跟爷爷、奶奶谈天说什么。”所以自然而然地他知道他错了。 拒绝装神弄鬼，证严法师说“我没有什么法术”。 女性在慈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慈济委员就以四十岁以上的女性为主，参加慈济以后，这些妇女不仅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得到心灵的满足，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拥有强大道德力量的团体的支持。这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而她们的丈夫也在妻子的推荐下参加到慈善活动中来。 慈济委员：我想最大的改变是我跟我先生之间有一个共识，然后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想法，能够帮助有求的众生，这是最大的改变。那以前可能都是先生回家会讲到事业，讲到小孩，还是朋友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共同话题就是慈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