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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济人，普度众生 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不可自私自利，要与他人忧乐与共。但儒士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进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者不多。原因一是，儒家的“仁”是在家族伦理的文化生态中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不断递减的差等的爱。而“为仁”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二是儒家只论及人际关系，而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论及人与神鬼的关系，也未论及彼岸世界；儒家虽提及因果报应，但缺少作恶下地狱、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内容，因此现实效果小。孔子曾两次扼腕而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喜欢德行能像迷恋女色一样的人啊! )欧阳修是宋代的大贤、大儒之一，然其“游饮无节”，有时迹近放纵。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说，欧阳修嗜酒亲妓的荡习，有时令人“讶其多游。”欧阳修自己亦坦言：“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其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范仲淹也曾叹惜汉代的贾谊不能把名位看破，悲郁而死于长沙，其诗云：“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孰；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钟能提起人的警觉。佛家是把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相连，作恶者会入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因此具有强大的警策作用。 范仲淹是一位佛门居士。笔者并未专门进行考证，只是在浏览《佛光大藏经、净土藏》时，读到清代济能纂辑的《角虎集》，书中载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门行止的个案。他作为居士，自始信仰佛教(宋时，佛教指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诚然他熟稔佛经。比如，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当即识别出于宋初刊刻的《大藏经》。他曾说：“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两句最为警世，都是菩萨境界。他在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未获成功，而被排挤。他在谢表中，表达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宋。”欧阳修也赞扬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不以物喜”或“不以毁誉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缘，不受环境即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所左右，保持其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和慈悲。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他是禅净双修。据《角虎集》载，他“常修净业，以养圣胎。临终之日，谓家人日：‘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溘然而逝。(佛教是师道，范仲淹以阿弥陀佛为师，最终随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笔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源自佛家，更准确而言，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地藏菩萨深感众生太苦了，而地狱众生更是苦难深重，因此他的誓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可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了解到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为是罪恶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恶众生，令是安乐得至菩萨，我终未愿成佛……”这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乐，是慈心；拨一切众生苦，是悲心。这种慈悲是平等的、无条件的、一视同仁的。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这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先让天下人都快乐，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识，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苦乐相共的。因此，他对天下人的拨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的，而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苦行。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门居士，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胡锦涛于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时，倡导“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因此，继承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和地藏菩萨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自古以降，我国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等继承发扬了范仲淹的深弘誓愿，为中华民族和人民铁肩担道义。他们在马背上角逐日月，刀光里保家卫国。比如，吉鸿昌将军临刑前，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进发出人生的悲壮。缅怀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愈加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高山峻岭。 经过“文化大革命”，被“神圣”口号戏弄过以后，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人的神圣感、尊严感暗淡以后，只会一心跟着感觉走，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目不暇给，魂不守舍。更有甚者，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态度，热衷于反权威、反道德、反理性、反正统、反严肃，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丢失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怀抱。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都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都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范仲淹死后，韩琦在祭文中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今天，他依然是我们的导师。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有永恒的价值。”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