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极度酥软中渐渐睡去。天快亮的时候，我醒来，请邓一光给我妻子打电话，让她来。我想，如果我要向这个世界告别，她应该在我身边。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我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重要。我们有过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开头，现在，又将有一个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结尾。70年代后期，我们相交不久，我便因“思想言论罪”被隔离起来。那还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峻时代。我是“现行反革命”，她在广播电台当编辑，是D的喉舌；我父亲是医生，曾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医院工作，她出身几代革命家庭，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她的单位威逼她与我断绝往来并揭发我的问题。她没有依从。于是单位停了她的职，大会小会批判她，还派人监视她。她却在我被监禁的第二天，扛了行李卷儿住到我家，照顾我年迈的父母亲，以家人的身份给我送被褥、衣物、食品，并常常在烟卷里夹进字条，诉说她的思念。在那一段长长的隔绝的日子里，她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毛线衣物(那时买毛线还得要票)，给我织了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还送进来她父亲战争年代缴获的一件美式皮夹克和一件当年最时髦的咔叽布军大衣，将一个“现行反革命”打扮得像革命志士似的。我被监禁的那间小房隔一堵高墙便是厂外的一条马路，她有时会在冬夜的冷风中来到我囚室外面的马路上，隔着那堵高墙肆无忌惮地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一年多后，我自由了，但依然顶着一个荒谬的罪名。我自由后的第二天，我们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又过了一年，那个荒唐的案子被彻底推翻，那时我们的儿子已经出生。在囚室中，我曾用照明的蜡烛熔软后塑了一只纯洁善良又高傲的小鹿，在底座上刻了一行英文：“GAVEDEAR HONG”，托一个仗义的“看守”偷偷地送给了她。这只小鹿陪伴她度过了漫长的孤独与思念日子。后来我们将儿子起名为“小鹿”。十几年来，我们有过许多幸福与快乐，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我想，如果仅就我自己而言，即便就此告别人世，我也没有什么揪心的悔痛和遗憾，但想到妻子和儿子会因此受到怎样的打击与痛苦，便感觉不安了。我真切地感到，生命属于亲人、友人，属于那些为你所爱也爱你的人。
天亮以后，前来查房的敖医生很直接地说：“我们医院条件差，如果不及时转院，随时都可能出现我们无法解决的危险；如果转院，照目前情况看，路上也是极不保险的。最近的大医院襄樊市中心医院离这儿也有100多公里，一路上都是大荒山，路途颠簸，途中若出点什么问题，连卫生院都找不着；如果回武汉，路上得花10个小时以上，危险更大。”
直到今天，我一如既往地敬重那位偏远山区医院的敖医生，每年春节都挑一张最精美的贺卡寄给他，并捎上我的谢意与祝福。当初，他如果敷衍一下，拖拉一下，或为了职业的“自尊”勉强留下我医治，这故事大概会是另一种结局。
笔会的朋友们到医院来看我，在床前围成一圈，尽管在慰藉，在鼓励，甚至在说笑，但那情景很有点儿像临终告别。大伙儿和医生最后商定，为保险起见，分两步走，先去襄樊，待稳定后再转武汉。笔会的朋友只留下两位护送我去襄樊，其余的继续前行。大家在病床前和我告别，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女作家吕红将一袋零食送给我，说不能起床吃东西的话可以先填填肚子。
此时，妻子和我当医生的妹妹已在武汉去襄樊的路上了。
三
午后我们上路了。那是一辆很破旧的中巴，我们上去时，车里已经躺着一个老人，四旁还坐了六七个人。我和两位护送者各自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我还得自己扶着吊在车窗上的输液瓶。剩下的小半瓶药水要坚持到襄樊，所以调得很慢，一分钟才滴十来滴。
一路上果然都是光秃秃的荒山野岭，盘旋而上，盘旋而下，走半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我想，这时我要是躺下或静默，心脏就要慢慢停止了。于是我就吃吕红给我的那袋零食，糖、话梅，和着微弱又混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有节奏地用力咀嚼着，似乎把心跳的节律都嚼得顺当了一些。我边吃边和护送老人的那些人聊天。我想，人活动着心脏就不会停下，就像汽车运行的时候不容易熄火一样。这是我琢磨出来的道理。
天近黄昏，我们终于到了襄樊，车径直开进中心医院，这时妻子和我妹妹已在惶惶然中等候多时了。她们终于见到我笑眯眯地举着输液瓶从那辆破中巴上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虚惊一场呢。
我到急诊室检查，尽管用了一天的药，结果依然极糟，当即被收留住院。紧接下来是发病危通知、输液输氧、打各种点滴、安心电监护仪，一时间，我全身布满了各种管线，活像正在装配的机器人。医生认可了那位敖医生的诊断——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引发三级房室传导阻滞，再一次警告我和家属情况非常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我从强壮如牛忽然变得脉搏细若游丝，而且可能随时仙逝，妻子和我妹妹都一下子接受不了。她俩一夜没睡，肝肠寸断、提心吊胆地防范着每一丝不祥之兆。历经40多年风风雨雨的我又重新变成需要精心呵护如婴儿，连喝水吃饭都得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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