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