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我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我认识自己吗？认识些什么？认识了多少？

　　我为何生在天地之间，如何生在天地之间，天地之间如何使我生存？

　　我对我的周遭事物，理解了多少？理解些什么？

　　我是人？人应如何？我已如何？

　　我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痛苦何处来，快乐何处去？自知有苦乐，也能知道他人有苦乐吗？

　　我生于天地之间，对天地之间的一切万有，理解了多少？理解了些什么？

　　像这些问题，任便举出一个，必将无以回答，即使勉强回答，此一答案的分数，必也少得可怜！即使是集古来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数千年研究的大成，也只说出了一点一滴、片鳞半爪而已。释迦世尊，虽称正遍知觉，但其所觉的形上境界，乃是唯证乃知的，乃是不假言说的，我们凡夫，自也无法从佛教的经论之中找到本末究竟。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终始，仍须吾人从寂寞之中去开悟出来。

　　伟大的人物，都是从寂寞中来的，也唯有从寂寞中来的人，更能值得人们的尊敬。像西洋的哲学家中，斯宾诺莎甘于磨镜的寂寞，尼采甘于病痛的寂寞，其余如霍布士、笛卡儿、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等，皆甘于独身的寂寞。中国自颜回以下，贤哲之中，甘于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纵使学优而仕，身居显要，但他们总是耿介质直，不阿不求，从政是为兼善天下而已，正是学以致用的表现。唯于伟人之中，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远较及身闻达之流，更能使人崇敬与向往，却是一个事实。这在宗教的行谊之中，尤其明显，一个高僧，只要能有彻底放下的决心，他们对于寂寞的生活，必能甘之如饴，世人视之为枯槁，他们住之如春风。因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特别是一个佛教的僧人，他们虽以出世为宗旨，却以入世为手段，他们的彻底放下，为的是要绝对的承当，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在前，自也无法担起自救救人救众生的重任在后。即使一个高僧，未尝真的在其一生之中，度尽一切众生，但却愿于生生世世，尽未来际，直到度尽众生为止，正因有其弘愿之所在，他们虽然枯坐于水边林下，亦同于心包太虚而与一切众生谈天说地了。近代的佛教界中，有一位弘一大师，他于出家之后，总是隐藏，总是甘于过他寂寞的生活，他在生前，著作无多，化众甚少，但其若有所言，必是悲悯恳切之词，必能语语感人，故到目前为止，不论僧俗，凡是知之者，谈起弘一大师，总会肃然起敬，这就是受他那种卓拔的人格所感。那种卓拔的人格，却是从寂寞的生活中，贞凝而成的。

　　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寂寞的问题。人在单独的时候，会觉得寂寞，有了一个朋友交谈，便不寂寞了；一个甘心与寂寞为友的人，却将一切寂寞中的人当作自己的朋友，他将全部的心力，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为之发掘问题，并为想出解除问题的方法，以期拯救，以期安顿。因为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于寂寞，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痴的，也是痛苦的，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凡人皆是他所关心的朋友。那么试问：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为朋友的人，他会感到寂寞吗？当然是不会的。

　　若想甘于寂寞，确非轻易之举，如果以甘于寂寞作为来日的晋升之资，期以十年寒窗，换取来日的衣锦荣贵，那是流俗的，那不叫作甘于寂寞，而是做的投资生意。离俗而处者，固为甘于寂寞的人，一个真能甘于寂寞的人，却并不一定要离群独居，像美国的林肯，像印度的甘地，都是寂寞的人。寂寞者不会考虑到自己的问题，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了解一切人，并愿为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承担问题而解除问题，他是忘我的，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众生都把他当作敌人来攻击，他也必能在所不计，人皆以他为敌人，他却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怀来爱之护之。所以佛教主张学佛者，应先空去一个我的观念，然后才能进入佛法的圣阶，因为人欲皆由我的观念而来，有我就有人欲，有人欲便不能甘于寂寞。

　　寂寞是可贵的，愿将此一短文，献给正在寂寞中的人。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于美浓，刊于香港《人生》杂志二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