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因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也带去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

中华茶文化向域外传播，泽被所及，首先是中国边疆及周边国家。

1、向XZang的传播

XZang地区，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缺乏菜蔬，因此，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升清降浊，而茶叶正好具备这种功效。到隋唐之际，随佛教的发展，茶叶生产扩大，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唐朝之时，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另外，据唐《国史外》记载：“初常兽使西养，烹茶帐中，养人问曰：‘何为者？使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诸者，此靳门者。”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以致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

2、向朝鲜的传播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商周时代，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高句丽，结束了三国分治的局面，统一了半岛，此后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新罗人士，包括僧侣来华求学，广泛学习盛唐文化。当时，唐朝社会盛行饮茶，这些人耳濡目染，慢慢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从而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据载：“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解：计量单位，一解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由此开始种茶。之后，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天台宗、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饮茶习俗慢慢推广到了民众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传播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唐宋之际，诸多留学生、留学僧侣来华求学，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因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制茶技术，更能从精神形态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日本佛教是天台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宋明之后，天台茶就更为风行，许多茶学著作中都可见其踪影。明代许次纤《茶疏》中就记有天台茶。同时，天台山国清寺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到了唐宋，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回国时，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

据载，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行满曾做过茶头，因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国时，最澄除带经书外，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虽然最澄是否是第一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各家学者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佘良朝时日本已有了茶叶。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便命裴内、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风气，只不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嵯峨天皇时代兴起的饮茶文化，其实是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的唐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当唐朝末期，社会混乱，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饮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两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进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带回到日本，才促进日本茶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其中，荣西禅师、明惠上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荣西禅师，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第一次“入宋朝拜天台山及育土山，带回天台山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还把茶籽传入日本。”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再度入宋，上天台山学法，回国时又带回了茶籽，然而，荣西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茶籽传入日本，而是其对日本饮茶的推广及对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荣西在华多年，受天台山寺庙茶礼影响很深，对饮茶习俗和其功效也颇有心得，故“1124年，将军实朝患病，荣西闻之，乃献茶于将军。”荣西所著的《吃茶养生记》中也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这些都使饮茶习俗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十阶层特别是在禅院，由于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便自然而然地将佛教思想和观念融入到饮茶中去。因此，饮茶在那里已不仅仅是坐禅时的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了佛教茶礼的内容。荣西在自己推广饮茶的同时，还将茶籽赠给了明惠上人。在《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中有下列一段记载：“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问之医师，知有遣团、消食、快心之功然闻木朝不吾及，因子得其实，始植两三株，确有提神、舒气之功，遂使众僧服之。”由此推断，明惠上人在荣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了饮茶。自此，饮茶之风山上层贵族、禅僧之间逐渐普及到了民众，荣西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此外，日本茶道礼仪也源于浙江，具体地讲，是源于浙江余杭径山寺，径山寺是唐宋时浙江有名的寺院，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至1207年）宗皇帝曾御赐名为“径山兴盛万寿寺”。自宋至元，一直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仅茶叶品质极佳，饮茶之风盛行，径山茶宴更是天下茶客无不知晓。所谓茶宴，是僧徒、香客、施主共同参加的一种饮茶活动，先有住持、法师亲自调茶，而后山茶僧一一献茶给赴宴的僧客，僧客接茶后，先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之后才开始围座论经。这种充满静穆气氛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日本佛僧前来，他们回国时也将径山茶宴特有的程序礼仪带回了日本。

首先仍要提到荣西禅师，在其二度赴华时，“曾被宋朝皇帝召至京城临安作除灾和求雨的祈祷，并在径山寺举行了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由此可见，荣西禅师曾亲眼目睹过径山茶礼，因而，在他推广日本饮茶习俗和著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此茶礼的影响。但真正将这种茶礼原型传到日本的是另一位僧侣南浦绍明（天应国师），他曾入宋拜径山虚堂禅师学法，回国时，“携带台子（泡茶时搁置茶道具的棚架）及七部茶典归国”。台子、茶典从物质理论两方面确定了日本的茶式以后，虽然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发展了茶道内涵，但这种茶式仍是日本茶道的基础。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一般程序礼仪是与浙江茶文化密切相关，是源于浙江的。

综上所述，浙江茶叶与佛教彼此依赖，相互推动。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而佛教僧侣种茶、制茶、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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