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4月25日至27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和谐世界同愿同行”。来自世界各地、三大语系的高僧大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千余人出席此盛会。论坛期间将就佛教现状与发展等诸多话题举办多场分论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嵩山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在论坛期间发表了题为《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论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提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全文内容如下：                                           

内容提要：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中国佛教哲学是对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更为重要的，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内容，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XZang。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XZang。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据记载是西汉末：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佛教始传的另一学说是东汉明帝时：明帝永平十年，蔡愔赴西域访求佛法返国，邀得大月氏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并以白马驮回佛像及经卷。其后明帝在洛阳兴建了中国早期的佛寺白马寺，作供奉佛像及佛法之用。综合以上两种说法，佛教之初应在两汉之间，约公元一世纪左右。

佛教传入中国后，即受部分皇室及贵族子弟所信仰。其时，东汉皇帝信奉黄老之学及神仙方术，而佛教教理也被视为“清静无为”，故与黄老之学相题并论，佛像往往与老子像、神仙像一同供奉，以祈求多福长寿。此一时期的佛教尚未普及民间，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

二、中国佛教哲学的特点

中国佛教哲学具有下述特点：

(一)全面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广延性　

中国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XZang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三○一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利乐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