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心史黯回肠－－游侠先生追忆

许树铮

我向游侠先生问学，始于七九年夏，二十六年，往事历历在目。

八月里一个星期天，我在杨公井“小上海”用罢早餐，穿过淮海路想去新街口书店看看，见路边有一小门敞开，望进去里面还有个月洞门，倒是清雅少见，想起文革前上学时路过这里，曾记挂有“金陵刻经处”的牌子，好奇心驱使我信步跨了进去。里面平房一排排，曲径通幽。穿过一座葡萄架，眼前是一个有池塘假山古井的花木扶疏的大花园，北向背衬一座玲珑宝塔，有粉墙黛瓦古意盎然的老屋三间，窗明几净，方砖地的堂屋内摆设着一堂红木旧桌椅，上悬一块深色斋匾，名曰“深柳堂”，细看竟还是赵朴初题写，不由心下怪异，如何经过十年文革洗劫，繁华的都市中心还有这么一付前朝景象。闻声，东厢房走出一老者，见我陌生，便挡驾道上头有令，这里是省文管单位，不能随便参观，说话间，里面踱出一位手拄拐杖、戴眼镜、光头、貌相谦和的老人，略一打量我，便说“可以看，可以看。”相聊之下知是专门研究佛学的，心中顿喜，我的祖母生前是无锡佛学会的成员，自小见她卧室里经书堆满，可我从不知佛学为何物。我首先是对游侠这名字感兴趣，先生说“我发蒙就用这名字”，谓文革前中国佛协有个佛学研究小组，就设在南京，仅有三、四成员，主持人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吕瀓先生，现在北京，都是二十年代的支那内学院（今金陵刻经处）出身。我问他几位当今写过佛学专著的人，游说这些人都不够资格算是佛学家，他们迎合潮流，搞的不过是宗教批判学而已。研究佛学，先得通晓五百部经书，然后方可开始研究。。。临别，他热情邀请我有空再来。

两天后，特地来访游老，进了他的卧室，褪色的广漆地板，四壁古色古香摆满线装书的玻璃书橱，灯下，老人正看英文的罗素哲学论著，桌上是一摞他替我准备的书，六二年中国佛协出版的《现代佛学》期刊合订本（里面有多篇吕瀓先生和他的论文）、英文《楞伽经之研究》、日文《印度佛教学研究》、《望月信亨词典》等。我告近来正看一新出的中国哲学史，里面有大篇大篇论及佛学的，游老哈哈一笑，“千古文章一大钞耳”，说佛经自明帝时传入中国，魏晋直至赵宋，便已有五千四百多卷，前人专著、译经，浩如烟海，高僧传曰：“非博则语无所据，……”，夜阑人静，除游老清朗圆润的温州口音的普通话，惟倚窗硕大的芭蕉叶，风中摇曳，瑟瑟有声，这一夜，我们谈到两点多，清风拂人，廓清了我许多的疑问。似游老这般佛学、文学，如数家珍，经史百家，随手拈来，无骑墙之见，无固执之谈，实未之见也。送我出门，夜已未央，月上中天，满院银光泻地。这一年，先生七十八岁，然敏识聪听，精神如在中年。

我们一见如故，竟毫不觉年龄之悬殊。我住公司的火瓦巷宿舍，与刻经处相距不过咫尺，当时尚在单身，自此除却外贸工作的出国、出差、广交会，游老与我，频频往来。我听了他将近七年的课。我不时有喷香的马来西亚咖啡请他。。。美饮助兴，老人更是情绪饱满，往往长谈终夜不倦，回回都是我送他到家门口。那时的火瓦巷，要走到杨公井口，街头才见灯光，小巷墨黑，夜间少有行人，手杖着地“笃笃”甚响，我搀着他往北走，行路虽颤颤巍巍，谈兴犹不减来时。然而往往大清早我还在床上就又听到木楼梯上咚咚的手杖声响，老人早上又来了。。。今日忆之，如在眼前。

金陵刻经处，系晚清杨仁山居士创办，刊印佛经，研究佛学，大得声称于当时，庚续其事业的欧阳竟无先生及吕瀓先生在二十年代初又筹办成立了精研内典的支那内学院，甚多名贤前来听课，连一向自视甚高的太炎先生也亲为内学院撰写《缘起》，誉为“千载独步”。其后学中人才辈出，一脉相承并将佛学研究推向高峰的即丹阳人吕瀓先生，吕先生一九八九年以九十四高龄才在北京去世，他先学经济，后东渡日本专攻美术，归国后应刘海粟之聘任上海美专教务长。我国第一部《西洋美术史》即是吕先生所著，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讨论“美术革命”，轰动一时。为寻求人生问题真理，又尽弃美学而入佛学，真所谓皓首穷经，七十年孜孜不卷著书育人，在浩繁的经典中，辩伪存真，穷源竟委，甚多孤明先发之见。他搞清了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从而理清了中国佛学的源流，首次提出中国佛学这个课研大题目，中外影响至巨，成为中央研究院部聘教授，汤用彤的名著《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即由其审查通过。1936年，中央大学以高薪聘请吕先生为哲学系主任，先生婉辞，而甘清贫治学，解放后吕先生亦受到中央礼遇，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重新开始其研究工作，周总理亲自提名其为全国政协委员。游侠乃是吕瀓先生佛学研究的高级研究助理。

令我惊奇的是，游侠先生还是1922年的中共团员，25年的中共党员。曾组织过平阳起义，曾与周恩来夫妇、李立三同一个党小组。31年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与中央失了联系。经人介绍到南京，陈立夫闻听他国学有根底，委托他编写有关资料。后入国民党海军部，深得桂永清总司令的赏识，曾为桂整顿海军起草《告全体官兵书》。。。南京解放前夕，他是桂永清的少将秘书，因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上，不肯赴台，遂为起义将领，任华东海军委员会秘书。1950年，他向华东海军司令部请求转业，到上海群联出版社任编审委员（群联的编审主任即著名记者陆诒）。1953年应吕瀓之邀来南京研究佛学前，先生一直是上海佛学界的头面人物，49年七月，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集会，公推赵朴初、游侠二位先生为代表去北京，和当时已发表为全国政协代表的巨赞法师联系。

这样的人，自难逃文革浩劫。那年头，管你是佛学研究者，还是宗教职业人员，统统扫到一起，游先生已六十多岁，被押送到红卫林场“改造”，严加管束，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放牛，白天是无休止的批斗、认罪，除了苦役劳作，便是写不完的检查、交代。工资扣发，每月只给八块钱生活，老妻被迫远走贵阳投靠女儿，儿子下放农场，后来学泥瓦匠维生。年年难过年年过，竟苦度了十几年。1978年还关在清真寺做手套。这年年底，赵朴初先生自北京来，向江苏传达周总理的遗言“金陵刻经处要恢复旧观”，飞机场上，赵朴老环顾四周欢迎人群，问：“怎么不见游侠先生？”，于是次日游先生就被通知去双门楼宾馆见赵，门卫见他衣衫褴褛，将他赶走。直到朴老临走前夜，方得见游侠先生。两位至交彻夜晤谈。第二天游老即入住刻经处，“解放”了。越半年，发还文革被扣的工资近两万，然身心的创巨痛深，则非长时间不得康复。赵朴老来前，游侠先生已山穷水尽，几近绝望，“自己也想不到还能绝处逢生”。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