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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西方学术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强势的话语权，但是，若没有中国学者居间作“内应”，则西方学术话语亦无由侵入中国学术。西方学术的强势话语使得中国学者在打理中国学术时形成了对西方学术的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心理最终使得中国学术“裤裆大开”，西方话语便有机会长驱直入矣！ 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依赖心理最普遍地表现在他们在中国学术中寻求与西方学术相对应的东西来重新塑造中国学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此一路数的典型代表，他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哲学包涵三大部：(一)形上学；(二)人生哲学；(三)方法论。《论语》谓"其言性与天道"，诸子之学等学问中，其言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形上学；其言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哲学；但西洋哲学中方法论之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 在冯友兰看来，西方哲学由形上学、人生哲学和方法论三大内容构成，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亦可寻出相应的内容，只是方法论一项相对较为薄弱而已。冯友兰就是通过这种“中西相应”的比对来构筑他的中国哲学体系的。近代著名的“国粹”学家刘师培更是全方位地进行学术上的“中西相应”，“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新观点、新体裁，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方法，转而按照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将中国古代学术分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理科学、工艺学、地理学等门类。”可以说，如此“中西相应”的比对于中国学术中屡见不鲜；而在技术上，这种“中西相应”的比对甚至可以具体到概念和概念的比对，如牟宗三先生在解释《周易》“坤”卦时说：“坤代表凝聚原则，……凝聚原则就是终成原则，终成原则等于西方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final cause。从final cause表示的原则就是终成原则。final cause译作‘目的因’。”总之，这种“中西相应”比对的结果就是，孔子即康德，老子即海德格尔，周易阴阳卦爻即二进制……从而中国学术的独立性于此丧失矣，中国学术从此寄于西方学术之篱下矣。 然而，再看看中国佛学。在中国佛学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中西相应”的语境，倒是佛学与西学“不相应”的看法一派独大。所谓佛学与西学“不相应”，简单地说就是，佛学与西学--一般是指西方的宗教(基督宗教)、哲学和科学--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近现代学者林宰平曾说：“宗教是有统一思想的，所以宗教也有排他的思想--佛教与一般宗教根本不同，自当别论。”所谓“一般宗教”或“宗教”就是指西方的基督宗教而言(下同)。关于佛学与西学之“不相应”，讲得最彻底且最有影响的当数近现代大佛学家欧阳竟无先生(1871-1943)，他在《佛法非哲学非宗教》的著名演讲中认为，佛学(他称之为佛法)与西学中的宗教和哲学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他说：“宗教、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词，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但彼二者，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正名定辞，所以宗教、哲学二名都用不着，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比如，欧阳竟无在深入分析了佛学与宗教的差异后总结说：“一者(宗教)崇卑而不平，一者(佛法)平等无二致；一者(宗教)思想极其锢陋，一者(佛法)理性极其自由；一者(宗教)拘苦而昧原，一者(佛法)宏阔而证真；一者(宗教)屈懦以从人，一者(佛法)勇往以从己，二者之辨，皎若白黑，而乌可以区区之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又，他在深入分析了佛学与哲学的差异后总结说：“彼诸哲学家所见所知，于地不过此世界，于时不过数十年间，不求多闻，故隘其量，故扃其慧。若夫佛法则异乎此，彼诸佛菩萨自发起无上菩提心、广大心、无边心以来，其时则以一阿僧祗劫明决此事，二劫见之，三劫修满而证之，然后随身现化普度有情，以彼真知觉诸后起，其说为三世诸佛所共证而莫或异；其地则自一世界至无量无边世界而不可离，舍此不信，徒自暴绝，经萤火之光当日月之明，高下之辨不待言矣！”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欧阳竟无不但认为佛学与宗教、哲学等西学是完全不同的，更包含着佛学高于西学的思想；或者说，他之谈论佛学异于西学是以佛学高于西学为前提的。实际上，不但欧阳竟无，而且整个中国佛学研究界都沉浸在这种一谈起来就溢于言表的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中。 二、佛学高于西学，或西学的“不究竟” 梁启超曾研究佛学，并断言佛学“‘就是心理学’，不信，试看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试看所谓五蕴，所谓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哪一门子不是心理学？又如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也不外根据心理学上正当见解，把意识结习层层剥落。”不过，梁启超认为，佛学虽然是心理学，但却远非西方的心理学所能望其项背，因为西方的心理学，亦即“现代欧美所谓心理学和佛教所讲心识之相，范围广狭既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别，当然不能混为一谈。……至于(佛教中)最高的‘证’，原是超心理学的。”在梁启超看来，西方心理学对人类心理的分析是“不究竟”的，唯有佛学才是“究竟”的“高深精密心理学”，“大抵佛家对于心理分析，异常努力，愈析愈精。……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不但梁启超看到了佛学的精密程度要远高于西学，近代另一学者王季同也有同感，他说：“佛教哲学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学仿佛，而精密过西洋哲学好几倍。” 如果说梁启超还只是局限于心理学层面来谈论佛学高于西学，那么，太虚大师更是全方位地界定了佛学高于西学，他说，西方的一切“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最后都落到一种思想上通不过的边际上去。……佛法则否。……佛法见到事理，是直达的见到无中边且无终始，不同彼宗教或唯物论哲学的转弯抹角。”在太虚大师看来，与西学相比，佛学有其所长无其所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比如，与西方宗教相比，“佛教谓众生皆可成佛，能有‘物对神’向上之利，而无其迷执之弊；菩萨苦乐同情，能有‘人对人’亲和之利，而无其庸俗之弊；佛陀大愿度生，能有‘神对物’勇决之利，而无其暴害之弊。”总之，“佛教的知见是基督教无法比拟的。”而与西方哲学相比，佛学“从知识论与本体论以言之，解行智之推理观察，于色等法及不相应行法，悉能普遍精细而审虑之，有西洋理智之胜而不滞形数。”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