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观

假如你突然问一个人，那怕他还只是稍微懂点事的儿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人？”他可能认为你是个“大傻瓜”，难道什么叫做“人”，你都不知道? 你我不是“面对面”了吗? 又假如你仍不知趣，更进而问他：“什么叫做人生?”他也更可能直接指你和他“太开玩笑”了：“难道现在活着的你我都会说话、会工作、会吃饭的，不就是人生吗?

真的，这种“人”或“人生”问题，是普通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尽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生而壮而老而死，活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就从来不把这当作有什么问题。“横竖人人都一样食、衣、住、行、学习、工作、娱乐，还有什么好疑问的呢?”

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人也正因为有此类似的情形，而不知道什么叫做人生。不过人类是有理智的，佛教说是有佛性的。尽管儒家明言“食，色，性也”，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而人，包括整个人类而言，确实有和禽兽及各类众生不同的特征，所以从古到今就有不少哲人的解说。其中有说，人是神造的，有说是动物进化而来的，佛教则说人是各人三世业（身、口、意）报而来的。不过，本文特别着重人类世界中各别之人生及共同之人生的认识和态度，与其对现前和今后世界之适当抉择的重要性，这就是本文所要说到的人生观，两者不同的人生观：“自我的人生观和群体的人生，又如何可以从自我的人生观到达群体的人生观，并融会合一，以利益个人，利益世界”。 （二）自我的人生观

在人类中，每个人都从母亲胎里经过十个月时机成熟了，生到人间来的，未生出来的胎儿，他显然还不知道他和母亲原是一体的，赖母亲的生存而生存，靠母亲的生活而生活。当然他连什么是“母亲”也是全不知道的。

但如今却被迫到不能自主地脱离母体了，也不能自主地旁徨不知所措了。好在生理的本能使他在啼啼哭哭饥饿的当儿。会有母乳塞进自己的嘴巴，一次又一次延续下去，又感觉另有一种力量常在扶抱他。到眼睛开了，逐渐手脚所触，耳所闻声，舌之所味，鼻之所嗅，及其他许多感觉，这都自然而然地产生客观“自己”和自己之外的处境，有个分别了。一日一月一年继续下去。会行走了，会说话了，会取这取那了，会喜欢这东西这个人，或不喜欢这东西这个人了。再从父母兄弟姐妹亲友同学师长，有意或无意的学习又学习，则心理上生理上明显地产生了主观的“我”之观念了。

这样，继续活下去，继续接触更多的人，便更觉得他人也一样有他自己的“我”，而他人的自我便有时和我的自我或顺或逆，或使我快乐或使我痛苦。又这样，这个对自我的认识，也便越来越固执而成为不可侵犯的我见，更进则一有机会或有力量，便又会为要达到自己的愿望或目的，财、名、权色之类，败出损害别人的事了。这样的自我观念或自我意识，在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例如美国著名学者米德（George H.Mead）就认为每个人是透过社会互动而认识他自己，并自己觉察一如他的父母亲友及社会其他人士，而得到他自己的“我”像。

总言之，现代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于各个人的自我观念之形成，大抵说是从四方面而来：一是由于各人自己身体动作而知觉到有个自我的存在，二是自己连续行为形成自我的观念；三是由人与人关系而产生，特别是别人对自己的迎拒；四是以思想与行为之价值与目的地结合而形成。这样渐积渐深的自我观念而形成的人生观，多是自爱的、自私的、自执的，以为自己所为总是对的；反之，对别人是不须关心的，除非那个人是属于“我的”（例如我的妻或我的夫、我的财产、随从我的意愿，听命于“我”的行为）。

为着挽救人类的长期不安，长期苦乱，当然代有哲人、政治家、宗教家，提出过不少的方案和实行过。有人说，人性本善，例如孟子；有人说，人性本恶，例如荀子；有人说，人性无所谓善恶，多系由文化之不同区地或不同时代所影响。例如告子，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不过各人“自我”的人生观形成的人生观的拯救，费了古今来许多哲人，政治家，宗教家的精神力量，仍难拯救人类使脱离多灾多难的苦乱，这是事实。真是可悲可悯了。

达尔文，赫胥黎之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一套理论流弊之深入人心，加剧世人之自我的人生观之恶性的发展。不意早在法国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天赋人权自由运动的罗兰夫人在被捕绑上断头台时，就已呼出这样的控诉：“自由，自由，多少罪恶，都在假借你的名字而行!”至于激成相反的个人独裁或国家独裁，阶级独裁思想行为之危害，则二十世纪内不已在不少国家暴露无遗了吗?最近越南对柬埔寨之横行，伊朗扣留美使节作人质之蛮干，苏联公然军事侵入干预阿富汗之露骨的霸道，不已是铁一般的罪恶吗?

（三）群体的人生观

然而，直到现在，姑无论俄人克鲁泡特金之反竞争进化论，自成其互助进化谕，而言之成理，亦何尝打动了世界广大人们的自我爱执的人生观?当代英人著名数学家及哲学家罗素是很推许伟大人物在历史的影响力的。但他却只作这样的评价。他说：“历史上显著的伟大人物，有些是人颂的恩人，有些却正相反”。他提及一些宗教家，道德革新家之尽力“使人对人减少其残忍性，井扩大其同情心”，赞誉科学家，伟大诗人，音乐家及艺术家对人类各别不同的贡献。他也举例指名，特别是“一样的能干，一样的有他们致力，所造成的却十分相反”。他虽然明言，这些人“能做很多的好事，也能做很大的坏事”。但他不能提出什么能够改做坏事为做好事的方案。而只感慨万千地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人类不应沦落于阴暗，这样卓绝的入必须觅取活动的机会，然而我们希望他们所觅取的，乃是与人类谋利益的机会!”罗氏确实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哲学家，但对那些从自我人生观为出发点的“伟人”，如何能使他们都能“减少其残忍心，并扩大其同情心”，都能按受罗氏“为人类谋利益”之希望呢?

由此，我不能不回想到东方古代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之比较更按近人生实相的说法了。第一个我要提到的是老子，道德经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里的“若”皆作“乃”字解），老子这些从直透“自我”观念扩大思想的中心，亦可说，他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转进到化小我为大我的人生观的道德行，不妨说已近乎群体的人生观了。但是回向自然的空洞说法，显然是消极的。从人间世界上，远不如儒家之实际，儒家虽说“天命”。如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