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关于佛教史。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佛教史，大多都是学者编写的。由于学者自身的特点，编写出来的佛教史自然就有学者特征。学者编写佛教史主要是依据遗留下来的古籍。学者治学严谨，受文字限制很大。所以，编写出来的佛教史，给我的印象，主体是佛教典籍的统率，以及以典籍为基础的各宗各派，各宗各派的代表人物高僧居士谱系。由于学者们自己平时以书籍为伴，就有意无意地把佛经翻译当作我国佛教史的主线和佛教盛衰的标志，很多佛教史都把我国佛教史描述为：中国佛教初传于东汉，发展于六朝，极盛于隋唐，衰落于宋元明清。这种描述，只是与佛教经典翻译的历史相应，却不是佛教发展历史的事实。佛教的主体不是佛经典籍，而是实践，这正如中国历史不是诸子百家、儒家十三经史一样。佛经的翻译，它只是前期准备，最终是为了以后弘化全社会。从世俗的角度看，佛教的作用在于对现世政治和现世生活的补充，也就是教化作用。而从佛教出世的角度看，佛教因普渡众生而住世。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和满足。佛教的功用正在于缓解人们的不满意和不满足。佛教历史的主体首先就是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全社会信仰活动，和由此为世俗生活中的信众带来内心的安宁和安慰。当然，一个时代的信仰活动，容易随着一个时代的消逝而消失，这给后来写历史的人带来麻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任何一个人，总是首先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里，然后才有可能想到死后。写历史确实是不好写。只能是留下什么写什么。但我总觉得，中国佛教史按佛经进行分宗分派叙述，肯定是严重损害了佛教历史的整体事实，因为分宗分派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第二个例子，关于玄奘。玄奘的伟大，玄奘对于我国佛教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我要说的是玄奘与学者的关系。玄奘是学问僧，主持翻译了许多佛典，并留下了自己的著作。学者们对于玄奘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是无疑的，这当然是好事。引玄奘为知己，自觉不自觉的推崇，这会不会影响学者对于玄奘的如实判断呢？反过来，又会不会影响学者对于不著书立说的实修者的评价呢？学者们过分注意历史上有著作流传的僧人和居士，这会不会影响对于整个佛教的认识呢？另外，有的学者以为佛法就是《大藏经》，其实不然，《大藏经》是佛说，不是佛法。佛法是指释迦世尊体证到的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和真理。法，不作方法解，如色法之“法”。法即本来面目。《大藏经》围绕着佛法展开，但不是佛法本身。所以，《大藏经》并不是佛教核心，佛教核心是佛、法、僧三宝。

第三个例子，关于禅宗。由于历史的原因，可以说，知识分子对于佛教的禅宗情有独钟。禅宗和净土宗，是目前汉地佛教两大主要弘化法门。在学术界，学者对于禅宗方面的研究，占了很大份量，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有个别学者对于禅宗有误解，如有本禅宗史著作里把临济的“随处作主”，以及马祖撕经，“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理解为“自由个性”，那是错误的。理由有二：一、“随处作主”，马祖撕经，“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乃出世间行，出世间语，前提是慈悲众生，不能把这些当作世间快事。二、“自由个性”是极端的自我执着，而佛教的修行成果是消除“我执”，消除“个性”，体证“无我”。“自由个性”与佛教正是背道而驰。 禅宗，首先是佛教，然后才是佛教的禅宗。

第四个例子，关于信徒的日常生活。从宗教实践角度看，信徒与学者的不同，就是信徒的日常生活如法如仪的修持，而学者则没有日常修持。大概正因为学者没有日常修持，学者也最容易忽视信徒的日常修持。信徒的日常生活看上去与世间俗人无大不同，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信徒的日常生活里存在戒律的约束，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心态，这就是日常的也是最基本的修行，不要以为修行就是打坐、念佛、诵经，打坐、念佛、诵经等只是助行，正行是日常的持戒。所以佛经云：以戒为师。一般人都以为：信佛学佛，就是要开悟成佛。实际上这完全是凡夫的妄想。信佛学佛能开悟成佛，当然可喜可贺，但信佛学佛并不等于开悟成佛。开悟成佛需要机缘。这正如我们上学读书，能考博士当教授当然是好事，但上学读书并不一定非要考博士当教授不可。信佛学佛，主要是求得日常的内心安宁和安慰。这才是信佛学佛的日常利益。最近我看到有位学者提出这样论点：参禅与参究，是把握佛法的基本途径。这位学者正是忽视了学佛的日常修持的重要性。

关于少林寺文化的研究方法

一、佛教徒与学者　

对佛教徒和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说，佛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量是不同的，因之对佛教的态度、感情也会有所区别。但从做人的根本上说，学者是人，佛教徒也是人，佛教徒处处修慧修福普度众生；学者一生致力 于追求真理，改造世界，都是为人类谋幸福，所以两者目的又是一致的。由于佛教徒和学者的内在目标一致性，那么开头所说的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便成了一种外相而已。对于人生的内在目标而言，出家、在家都是外相。我说这番话，是希望学者与佛教徒从根本上做到相互交流和理解。

即使在认识人生、实现人生目标的道路上，佛教徒和学者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同，学者通过研究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文物等，获得真知灼见；佛教徒则通过当下的实修体证，悟得生活的智慧，实际上这两者仍然还是相通的。比如说，学者最注重的是文献、文物，文献作为历史生活的文字记录，文物是历史的再现，就此意义而言，文献的东西也罢，文物的东西也罢，它们都是用来说明已过去的那段历史事实。文献是文物的文字形态，而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当下的现实世界，便是历史遗留下来最直接的文物。就此意义而言，历史与当下，是没有界限的。历史的本质是当下，是无数过去的当下。而历史与当下之间，则没有谁高谁低，谁好谁坏。所以，学者研究历史文献、文物，与佛教徒的当下实修体证，在根本上仍然是没有区别的。所谓的区别，只是外相而已。禅宗体认人生的途径及诸多法门，正是建立在上述的对当下的认识之上。既然当下是自足的，禅宗所说的开怀，可以说就是对当下的整体把握。

学者研究古代文献，目的是通过研究文献了解史实，而进入过去了的那个当下。但文献与史实是有很大距离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文字表述事物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类对生活的丰富感受而言，用文字来表述则显得苍白片面，有时甚至无能为力。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要表达陌生的事物，尤其是对事物全面地加以表述，总有遗漏或表述不全之处，所以禅宗讲“不立文字”，其用意就是要克服文字的局限性，当然历史上禅宗也留下了大量典籍，但它只不过是表明了过去的那一段史实，其目的还是要人们透过文字去把握那“不立文字”的要旨，超越于文字。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