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过去许许多多求法印度的高僧里，其能穷究精微，并发抒创见作出贡献，给予印度佛学以一定影响的，算来只玄奘法师一人而已。

玄奘怎样穷究了当时印度佛家的精粹学说，这从他在印时的广泛参访以及回国后十九年间有系统的翻译工作上可以看得出来，早年我已有过论列（见拙稿《慈恩宗》第二、三节，载《现代佛学》一九五三年九月号），现不重述。至于他以独到的见解对印度佛学作出贡献，则主要在于他学成将返之时（约当公元六四一年），连续用梵文写出了三部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这些论著都曾传诵一时发生了影响，《续高僧传·玄奘传》、《慈恩传》、《古今译经图记》等备载其事，稍后的《开元释教录》卷八还据以作了扼要的叙述说：初，那烂陀寺大德师子光等立《中》、《百》论宗，破《瑜伽》等义。奘曰：“圣人作论终不相违，但学有向背耳。”因造《会宗论》三千颂，融会《瑜伽》、《中》、《百》之旨。先有南印度王灌顶师名般若鞠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论》七百颂。奘申大乘义破之，名《制恶见论》，千六百颂。诸师咸曰：“斯论穷天下之勍寇也，何敌当之!”又东印度拘摩罗王因奘通化，初开信门，请问诸佛何所功德。奘赞如来三身利物，因作《三身论》三百颂以赠之。王曰：“未曾有也!”顶戴归依。——斯之三论，义府幽奥，五印度境盛传流布。是知道风昭著，德行高明，学蕴三冬，声驰万里。印度学人咸仰盛德，既曰经笥，亦称法将，小乘学使号奘为“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大乘法众号“摩诃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传徽号，敬其人而议嘉名。

的确，玄奘三论所发挥的思想，对于当时印度佛学的阐扬有其重要的意义，而玄奘最后获得很大的荣誉也是与三论的写作分不开来的。可惜三论都没有翻译流传，仅仅留下了一些零星资料，它们的主要内容如何，现在只能作简单的推论了。

先说《会宗论》。这是和会中观与瑜伽行两派争端之作。印度大乘佛学的显然分裂，乃由清辨（约公元四九○－五七○年）所引起。这在他所著《中观心论释思择焰论》第五品（《入决择瑜伽师真实品》）里指名道姓地痛驳瑜伽宗义。事实表现得十分清楚，无庸怀疑。当玄奘到达那烂陀时，寺中早已形成了两派对峙。玄奘师事的戒贤是瑜伽行派护法（约五三○——五六一年）的嫡传，而持反对议论的师子光则属于中观派清辨一系。他们各趋极端的见解，在那烂陀似已无人再作调和之想了。但是玄奘到来，独提出主张予以会通。《慈恩传》卷四说：时大德师子光先已为四众讲《中》、《百》论，述其旨破《瑜伽》义。［玄奘］法师妙闲《中》、《百》，又善《瑜伽》，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愍其局狭，数往征诘，复不能酬答，由是学徒渐散而宗附法师。这说明了玄奘曾与师子光当面辩论过几次，已经使他哑口无言，徒众离散。但这只是从两派说意各别的一点来解释的。玄奘接着还作了会通，而写成《会宗论》。《慈恩传》在前段引文之次即说：法师又以《中》、《百》论旨，唯破遍计所执［性］，不言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师子光不能善悟，见论称“一切无所得”，谓《瑜伽》所立圆成实等亦皆须遣，所以每形于言。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惭赧，遂出往菩提寺。

据此，好像玄奘简单地应用三性的观点就和会了两派，这显然是说得不够全面的。因为《瑜伽》的三性理论，清辨早在他的著作里反复驳斥了。瑜伽宗徒虽也有过辩解，但并未得着定论。玄奘要再提出三性来作沟通，绝不会只是旧调重弹，而必然有更进一层的说法的。我想，这可从护法的《广百论释》里得到一些启示。《论释》的末品即《教诫弟子品》注疏家看成是属于广立正义的部分（见文轨《广百论释疏》卷一），其中有一大段涉及三性的辩难，依圆测所传，它正是清辨和瑜伽宗徒的对论（见《仁王经疏》卷一）。护法于此并不偏袒瑜伽一方，却另外提出中道的看法。他说：如是等类随见不同，分隔圣言令成多分，互兴诤论各执一边，……未会真理，随己执情，自是非他，深可怖畏!应舍执着空有两边，领悟大乘不二中道。

护法这一种看法，玄奘对它很有会心。他在鹫岭北初次听讲此论时，即大感兴趣，随听随翻，还自庆成功，作了两个偈颂（附在译本之末）。其中有两句说：“故我殉命访真宗，欣遇随闻随译讫。”这几乎是，表示他不顾生命的危险来到印度求法，就以得闻护法之说而感到满足。因此，他在调和两派的论著中，不会不用这种思想来作指导，甚至还可认它为护法的正义（仁王经疏》卷一有此一解），所以能博得戒贤等人的称赞。靖迈的《古今译经图纪》卷四附有玄奘小传，谈到此论时就说：并造《会中论》，融会瑜伽、中观之微旨，以静大乘之纠纷。靖迈将论名写作《会中》，可能依据他的所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中道理论来作会通的。

《会宗论》在那烂陀寺流行之后，一时间曾平息了中观、瑜伽之争，但并非说两派从此就再没有争论了。据义净所传，玄奘离开了那烂陀近三十年，他那番议论的影响依然存在，大家仍认为两派立说各据一意不必互相是非。所以义净在所撰《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中说：瑜伽则真有俗无，以三性为本；中观则中无俗有，实二谛为先。……。既识分纲，理无和杂，各准圣智，诚难乖竞。

这只是一方面。另方面，中观学者还有从此立说更趋极端的，连清辨的议论都以为不彻底，这也可说是经过玄奘一度调和之后所激起的反应。

次说《制恶见论》。关于此论的写作与传播经过，据《续高僧传·玄奘传》等的记载说，先有南印度摩腊婆国王师般若鞠多（慧藏），系小乘正量部学者，他依其部执作了《破大乘论》七百颂，东印的乌茶国小乘僧徒即用为武器来向大乘挑战。当时中印的统治者戒日王要请那烂陀寺派遣四位大德去乌茶面论，玄奘亦膺其选，但未能成行。玄奘就写出了《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以代舌辩。戒日王见到此论虽很赞叹，但又希望全印学者公决这一场是非，他便邀玄奘去参加曲女城大法会。（据《西域记》卷五，此会是一年一度专门讨论佛学的集会，其年恰逢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会期，于是两会就合并举行了，唐人因此称它为“九旬大施”，也称其第一阶段为“十八日无遮大会”。见《古今译经图纪》卷四，《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五。）此会约集了十八国国王和各国的大小乘学者、婆罗门、耆那教徒等，连同那烂陀寺的一部分僧众，共六千余人。在这一会场上，将玄奘的《制恶见论》写本悬挂起来，征求辩难。过了一十八日，竟没有人能发论端。因而玄奘的主张获得完全胜利，他那被佛教群众推尊为“解脱天”和“大乘天”的声誉就更加远播四方了。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