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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10月25日中北大学“科学视野中的佛教”研讨会上的发言 (10月25日 上) 三百年来，科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果被用来改造自然界，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一定真正懂得科学是什么，由于科学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人们对之产生越来越坚固的信赖，这种信赖也反过来加速了科学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废弃物的过度排放而遭到破坏；由不同人群组成的社会环境，因为资源的争夺和占有而相互仇恨甚至发生战争；乃至于同一个人群中间，因过于看重物质利益上的得失，而发生不和与争执。除此之外还有：人们因为享用现代物质成果而引发的种种疾病，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这些状况都让物质利益短暂满足所带来的幸福大打折扣。 那么，人类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科技的发展增强了人类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这样的努力最终能实现人类的幸福吗？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过这样的忠告：“单靠知识和技巧，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和高尚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些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传播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对我来说，人类应该感谢释迦牟尼佛和耶稣那样的人物，远比应该感谢所有创造性的好奇的头脑的成就要多得多。”在爱因斯坦看来，仅仅靠科学技术，还不足以让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人类还要建立自身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并以此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曾接受过西方最高水平科学教育的马蒂厄?里卡尔后来皈依佛教，完全投身到佛教的实践中，他认为：“外部世界的改造有其极限，而这些外部改造对于我们的内部幸福所起的作用也有其极限。外部条件、物质条件的好转或损坏，固然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幸福，但是最终，我们不是机器，幸福或者不幸的是精神。”（《和尚与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23页）既然如此，对精神世界的改造就变成了他生命的主要方向。 在这方面，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做出了表率。他出身于印度的王公贵族，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太子，拥有世间人所希求的一切美好禀赋：崇高的地位、强大的权利、耀眼的名誉以及美丽的妻子。然而太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无常，很快都会失去，自己最终也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可怜地死去。别人也一样，都难以逃脱老、病、死等痛苦。想到这些，他便选择放弃王位、离开家人，过着清淡简朴的修行生活，最终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获得了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在此后四十多年的生命里，他一直在为众生分享着他证道的喜悦，并竭尽全力地帮助一切人得到这种喜悦。 佛教认为人类的痛苦源自内在的无明，其主要目的是要消除这种痛苦的根源，而不是在外在境界上做过多的努力，否则非常容易在忙碌中迷失方向，最后变得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痛苦。如《大智度论》说：“问曰：佛自说佛法，不说余经，若药方、星宿、算经、世典，如是等法，若是一切智人，何以不说？以是故，知非一切智人。答曰：虽知一切法，用故说，不用故不说。有人问故说，不问故不说。”（卷第二）《大智度论》说：“于十四难（一、世界及我为常耶？二、世界及我为无常耶？三、世界及我为亦有常亦无常耶？四、世界及我为非有常非无常耶？五、世界及我为有边耶？六、世界及我为无边耶？七、世界及我为亦有边亦无边耶？八、世界及我为非有边非无边耶？九、死后有神去耶？十、死后无神去耶？十一、死后亦有神去亦无神去耶？十二、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耶？十三、后世是身是神耶？十四、身异神异耶？）不答法中，有常、无常等，观察无碍，不失中道，是法能忍，是为法忍。如一比丘，于此十四难思惟观察，不能通达，心不能忍，持衣钵至佛所，白佛言：‘佛能为我解此十四难，使我意了者，当作弟子。若不能解我，当更求余道。’佛告：‘痴人！汝本共我要誓：若答十四难，汝作我弟子耶？’比丘言：‘不也。’佛言：‘汝痴人！今何以言：若不答我，不作弟子。我为老、病、死人说法济度，此十四难是斗诤法，于法无益，但是戏论，何用问为？若为汝答，汝心不了，至死不解，不能得脱生老病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亲属呼医，欲为出箭涂药。便言：未可出箭，我先当知汝姓字、亲里、父母、年岁，次欲知箭出在何山、何木、何羽，作箭镞者为是何人、是何等铁，复欲知弓何山木、何虫角，复欲知药是何处生、是何种名，如是等事尽了了知之，然后听汝出箭涂药。’佛问比丘：‘此人可得知此众事然后出箭不？’比丘言：‘不可得知。若待尽知，此则已死。’佛言：‘汝亦如是！为邪见箭，爱毒涂已入汝心。欲拔此箭作我弟子，而不欲出箭，方欲求尽世间常、无常、边、无边等，求之未得，则失慧命，与畜生同死，自投黑暗。’比丘惭愧，深识佛语，即得阿罗汉道。”（卷第十五） 但作为发了大心的菩萨，为了能够利益众生，需要精通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作为接引众生的方便，其中医方明、工巧明都属于现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如《瑜伽师地论》说：“菩萨何故求闻正法？谓诸菩萨求内明（五乘因果妙理学）时，为正修行法随法行，为广开示利悟于他；若诸菩萨求因明（逻辑论理学）时，……为欲于此真实圣教未净信者，令其净信，已净信者，倍令增广；若诸菩萨求声明（语言、文典学）时，为令信乐典语众生于菩萨身深生敬信，为欲悟入诂训、言音、文句差别于一义中，种种品类殊音随说；若诸菩萨求医明（医学、药学，又称医方明）时，为息众生种种疾病，为欲饶益一切大众；若诸菩萨求诸世间工业智处（工艺、技术、算历学，又称工巧明），为少功力多集珍财，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为发众生甚希奇想，为以巧智平等分布饶益摄受无量众生。菩萨求此一切五明，为令无上正等菩提大智资粮速得圆满，非不于此一切明处次第修学能得无障一切智智。如是已说一切菩萨正所应求。”（卷第三十八） 佛教重视内在智慧潜修以及慈悲心显发的特质，对于当今时代科学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能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让-弗朗索瓦?勒维尔认为：“西方在科学方面胜利了，但它没有值得称赞的智慧和道德。”（《和尚与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64页）自从公元前五世纪的苏格拉底到公元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西方哲学一直都具有科学与智慧的双重属性。之后的三个世纪之中，哲学的科学功能被移到科学领域，而其智慧功能则转到政治领域。人们寄希望于通过革命建立公正的新社会，以实现对善、正义和幸福的追求。然而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失败和道德失信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在非科学领域的失败。这种失败使人们精神生活面对虚无主义的困境，不知所措，而西方基督教信仰并不能弥补这种缺憾。太虚大师在《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一文中提到基督教和科学对西方人的影响时说：“欧美人生活是科学的，信仰是非科学的，……于是就成了一种破裂的不一致的人生。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必须丢掉理智；到现实生活上，又必须丢掉信仰；这是欧美现时之苦闷。”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将西方传统中科学与宗教的矛盾称为“欧洲所特有的精神分裂症或分裂人格”。人们期望这种矛盾的状况因为佛教的引入而能有所改善。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认为：“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传到了西方。”而法国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西方人苦闷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但他们大部分人还有一定的信仰，而对于许多东方人而言，信仰非常缺乏，即便是本土文化对于自身生活的价值，也有重新认识和发掘的必要。否则，面对着日益发展的科技和被刺激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们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加幸福，而是变得更加迷茫与失落。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