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正值“文革”初期，也是我一生中度过的一个最不平静的夏天。空气里处处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周围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大字报满天飞。当时我还是个9岁的孩子，在海淀区暂安处小学读三年级。记得那天课上，班主任申老师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又揪出了很多“小爬虫”、“变色龙”!不知是故意，还是失口，她又接着说了一句：“林彪也是变色龙！”当时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我就像侦察兵探听到重要情报一样，未及深思便感到异常兴奋。下课铃声一响，我便迫不及待地拉起同桌的手到学校革命委员会去报告“敌情”。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真是太重要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先回去上课，不要打草惊蛇。受到表扬，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到课堂。谁知，正是由于我等的“告密”，一场灾难降临到申老师头上。

　　几天以后，申老师不再给我们上课了，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天的批斗大会我还清晰地记得，申老师的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站在三层叠放的椅子上面，两腿直发抖。不知是汗滴还是泪滴，老师的脸上直往下掉水珠子。很多高年级的学生用鞭子、砖头打她。我亲眼看见，弹簧鞭每抽一下，老师的背上就掉下一块肉，后背几乎被打烂了。或许就从此时起，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才明白为什么妈妈知道这件事时用笤帚打了我，还骂我“缺德”！每想到这一切，我幼小的心便会像针刺般疼痛。

　　批斗会结束后，申老师被关在了学校一间满是粪水的废弃的厕所里。—天，我忍不住去看申老师。我无法忘记那一幕。透过墙眼，我往里看，一股又臭又热的气流扑面而来，熏得我直作呕。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申老师正趴在厕所中间的几张破桌子上写着什么。乌黑发亮的长发被剃光了，脸上、胳膊上都是皮带印，青一块，紫—块。两只裤腿挽得很高，两条褪已被漂满粪便和蛆虫的水泡得溃烂和肿胀。

　　我低声唤了一声：“申老师!”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到。她还是看见了我，蹚着粪水朝我走过来。我从兜里掏出几个西红柿，递给老师：“老师，我错了，我对不起您！”说完，眼泪便止不住地淌了出来。这是我一连几天憋在心里的话。申老师却说：“这不是你的错，你还是个孩子，我不怪你……”听到这里，我更加内疚。

　　是的，老师没有记恨我，在申老师的眼里，我一直是个有专长的好孩子。此前的每次家访，申老师总是表扬我的优点，哪怕是很小的优点。特别是在画画方面，申老师是惟一欣赏和支持我的人。她鼓励我说，你的画很有天赋，一定能成功。从那以后，每次画完画，申老师都是我的第一位观者。只要我的功课不耽误，她就会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画画，还经常为我打分。每次画完的画，申老师都将它放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每当我看见那些被申老师收藏的画，我就会充满自信。

　　小学毕业后，我带着申老师的祝愿进了一所不收学费还能继续画画的师范学校。家境窘迫的我因为买不起贵重的颜料只好选学国画。那时，攒三毛钱借自行车到北京宣武门琉璃厂荣宝斋买一张宣纸是我最奢侈的心愿。最能今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专业成绩始终都是名列前茅。每次面临困难，申老师的话就一遍遍响在耳边：“史国良，你一定会成功!”老师的这句话在那个年代给了我巨大的勇气，也使我有朝一日要找到申老师当面忏悔的想法与日俱增。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淀区少年宫教画画。为了提高自己的画画水平，我开始四处拜师学艺。“文革”结束时，中央美院招考中国画研究生。全国有数千名考生报考，只录取16名。我有幸榜上有名。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又想到了申老师：申老师，您在哪里?境况如何?得知我史国良出息到今天您一定会为我高兴吧!

　　三十年过去了，我获得了儿时想也不敢想的成就：我获了国际大奖，处处受人喝彩，成为出色的学院派和中国画写实人物画家……可我始终达不到我想要追求的理想境界。无论我走到哪儿，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知道永远都有一块沉重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里。

　　1995年，我在美国出家做了和尚，想求得—种超脱。可我依然忘不了那张慈祥的脸，一笑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的脸。那是申老师的脸。是这张脸给了我今天全部的自信和辉煌，这份难以回报的恩情就像心底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一个无法用时间、金钱和辉煌所能弥补的黑洞。随着年龄的增长，悔恨也在一天天加重。特别是回到中国又踏上北京这块故土后，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申老师的名字：申老师，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