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开山以来，许多年轻人跟随我奉献青春岁月，日夜努力工作，服务大众。我总是嘉勉他们：「我们都在写历史！」但也有一些青年求道意志不坚，中途换了跑道，我也徒叹奈何！只可惜他们在佛光山的历史无法再继续写下去了。

「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轨迹。像文天祥、史可法、岳武穆、方孝孺，写下了尽忠报国的「历史」，留芳百世，永垂不朽；秦桧、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却写下了卖国求荣的「历史」，遗臭万年，人人唾骂。可见无论行事善恶好坏，我们都在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留下了忠奸善恶的「历史」。

所以，「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史的镜子里，多少事物的原形映现其中；「历史」是部册书，在历史的册书里，所有的兴衰得失都记录无遗。「历史」本来可以是一湖清水，有些人却可以把它搅得混浊不清；「历史」本来可以是万里晴空，有些人却可以把它弄得乌烟瘴气。因为古往今来，有的人用精勤事业写「历史」，有的人却用利益金钱写「历史」；有的人用生命血汗写「历史」，有的人却用巴结奉迎写「历史」；有的人用忠烈贞节写「历史」，有的人却用曲躬谄媚写「历史」；有的人用慈悲智能写「历史」，有的人却用血雨腥风写「历史」。

人的一生都是一页「历史」，有些人在「历史」上留下多采多姿的事迹，像富兰克林，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发明家、探险家；有些人终其一生努力于一件事情而能有所成就，也总算向「历史」有了交待。像过去在扬州乡下，有一名叫简美贞的姑娘用自己的头发绣了一幅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虽说花费六十年的时间，却在自己生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信仰。最可惜的是，有些人终日狗苟蝇营，在「历史」上交了白卷。

生命的「历史」也像一条长河，难免遭遇到障碍的山石或突变的环境，我们是要像湍流急瀑那样，不顾一切，奔流而下，激起阵阵炫丽的浪花，甚至冲出另一条河道，开创另一片崭新的天地；还是要如平湖溪涧般，委婉曲折地勾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端看我们当时的抉择。不过，一时的抉择，可能就会为你改写了后面一生的「历史」！唯一最怕的是，遇到了挫折，就灰心丧志，什么都不做，像一滩死水一样，任其腐臭生虫。

回想我过去本来只不过是个贫瘠乡村的农家子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出家学佛，改写了我一生的「历史」，因为我在佛法里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升华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年的丛林生活里，我曾遭遇过一些委屈、冤枉，也曾被师长认为我不会有出息，但是我从不失意后悔，因为我知道，「历史」必须靠自己去创造，别人的一句话无法决定我们的生死，别人的关怀呵护也无法作为永久的凭借。所以，多少严苛的要求，多少无理的处罚，我都能全盘接受，视为未来挥洒生命的资粮。

过去，我曾有两次读书深造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十八岁那年，承蒙一位教授青睐，要介绍我去国立教育学院读书，当我兴高采烈地向师长报告时，却被他呵斥了一顿，因而打消念头。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岁那年，日本大正大学寄来了博士班的入学通知，要我即刻报到。我连机票都买好了，但临行前，因为一位信徒朱殿元反问我：「你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要去当日本人的学生？」我深以为然，所以又赶紧放弃。多年之后，我回想往事，不禁庆幸自己两次都没去成，否则我最多只是在学术中钻研故纸，拥有一席之地，那里能和僧俗二众共同写下后来弘法利生的「历史」呢？

到台湾去发展，甚至到宜兰弘法，也是因为一句话、一个念头而改变的「历史」。一九四九年，国共内讧，山河变色，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本来打算和常住一起共存亡，不料组织了百余人「僧侣救护队」，正要去台湾的智勇法师却临时却步，我见兹事体大，便承诺代他行事，就这样来到了自己完全一无所知的台湾。

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师在新竹青草湖兴办「台湾佛教讲习会」，我欣然受聘前往担任教务主任，却因教派不同，遭人排挤，所以我决定辞职他去。这时适逢李决和老居士正在为宜兰人士找一位能讲经说法的老师来传播正信佛教，我见他慈眉善目，诚意殷殷，又见乡野僻地无人肯去，便一口答应。从此以后，我走进了宜兰的「历史」，没想到却以此地为基础，成立念佛会、弘法队、歌咏队、儿童班等，带动了台湾初期佛教的发展，真是应了古人的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喜欢与人争利，也是我一路走来，「历史」曲折的原因之一。像我和高雄其实结缘甚早，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经常来往台北、高雄两地之间布教，每次一到高雄，那种鞭炮盈耳，奏乐鼓号的欢迎热忱，直叫你感到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尽管高雄的信众一再邀请我驻锡此处，但因为一来，当时在高雄学佛的青年不及宜兰的青年那么纯朴、用心；二来，同学煮云法师有一次在凤山举行皈依三宝典礼，计有二、三百人参加，盛况空前，便向我表示想留在凤山发展，我便取消在那里长住弘法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将过去的老师月基长老从香港接来台湾之后，想到可以将高雄的道场请他住持，因此我才接受兴建高雄佛教堂的请求。不料建筑途中，由于苓雅区的信徒不喜欢其它区的信徒到佛堂礼佛，我想：一个外省人，怎可长住？甚至佛陀是印度人，如果真的来此，也会被他们扫地出门。于是我默然退出，在鼓山区觅得一地兴建寿山寺。有监于办学的重要，不久，我在寺内成立寿山佛学院，不但一偿「以教育培养僧才」的初衷，也落实了「寺院即教室」的理想。

由于一来，学生不嫌设施简陋，甚至在纳骨堂旁边完成学业；二来，学生不断增加，校舍不敷使用，我于一九六七年，在大树乡购置一块麻竹山地，兴建东方佛教学院，并且在校园内亲手栽种了十八棵榕柏，以纪念寿山佛学院第一届学生中的十八位出家众，全始全终，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历史」。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东方佛教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翌日《中央日报》曾以「台湾首批佛学士」为标题，大大报导了一番，在当年佛教不很普遍的台湾，真是一件令全体佛教徒都为之振奋的事情。记得那时的学生有普晖、悟证、依道、性光、绍莹、慈嘉、依严、慈怡、心如等，可见只要我们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历史」是不会辜负苦心人的。

后来，前来朝山的信徒日有所增，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我陆续兴建大雄宝殿、朝山会馆……，佛光山的「历史」逐渐发展，而财务拮据、山崩洪水、诬蔑毁谤、恶民围山等人为及天然的灾难也接踵来临。至今由衷感谢僧俗二众们都能秉持一师一道的精神，不畏艰难，奋斗了三十多年，我们终于写下了佛光普照的「历史」。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