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以此为足，因为佛教需要提升素质，才能广度众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发展创新，才能与时俱进，福利社会；佛教需要青年参与，才能发挥光热，照亮世间；佛教需要承办事业，才能培养人才，自给自足。但当时老人当权的教界不能忍受这些主张，保守闭塞的民风也无法理解这些观念，于是信徒扬言不资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话要杀我以杜绝后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负人，尽管没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说笔书，主张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艺化、生活化；尽管自己没有饭吃，我「敢」开办免费的国文补习班、歌咏队、佛教学院、大专佛学夏令营，吸收优秀的佛教青年；尽管蛮不讲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于我，我「敢」付诸行动，破除佛道不分的陈年积弊；尽管不明情况者唇枪舌剑种种想问难于我，我「敢」出面应对，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阴霾；尽管没有地方安单，我「敢」各地行化，宣扬妙谛；尽管身无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为我「敢」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宝岛开花结果。

所以，「敢」，是发心，也是担当；「敢」，是勇气，也是智能……。「敢」的好处不胜枚举，回想我这一生中有好几个转折点，也都是在「敢」作「敢」为之下，化危为安，渐入佳境。首先，在十二岁时，我为了一个偶然的承诺，割爱辞亲，出家学佛，步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当年如此「敢」于下定决心，我的一生必定无法如此多采多姿。

接著是在二十三岁时，局势变异，未曾踏出江苏一步的我，竟「敢」冒著生命的危险，连夜奔走南京、常州之间，接应百余位同道加入「僧侣救护队」，坐火车，搭轮船，穿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举目无亲的台湾。文化大革命时，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飞烟灭，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殁，如果不是因为我一念救人之慈，「敢」领队来台，恐怕也难逃劫数了。

到了台湾，「僧侣救护队」因故自动解散，我在中坜、新竹一带流浪挂单，教书写作，听说宜兰偏僻落后，没有人愿意去弘法，我那时连台湾各地风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诺李决和居士的邀请，前往驻锡，没想到在那里度了许多佛教青年，为台湾佛教开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当年畏难苟安，恋栈他处，或许没有这么多秉性淳良的常随弟子，与我一起众志成城，为教奉献了。

开辟佛光山是第四个转折点。当时很多人看到这块偏处一隅的荒山野地，纷纷却步退心，我不为动摇。三十年来，「敢」和洪水飓风搏斗，一次又一次重拾砖瓦，再建家园；「敢」在是非批评中生存度日，以事实瓦解有心人士的毁谤。在无钱无缘下，我培养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务大众。其中，有许多弟子承继了我「敢」作「敢」为的作风，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庄，手拎一只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设一百余所道场；慈容，虽然生来一副瘦弱的身躯，却「敢」周游全球各国设立佛光会；依华，「敢」只身到环境恶劣的印度留学，十年寒窗，学成归国，促成佛教戒法再传印度的殊胜因缘；慧礼，「敢」赴往「黑暗大陆」──非洲弘法布教，感化无数黑人皈依三宝、出家学佛；依德，为了护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枪之中，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觉传，在绑匪面前，「敢」滔滔讲说佛法，丝毫无所畏惧……。「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业，也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敢」，不但涵养了个人的圣胎，也成就了万千众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从住持之职退居下来，破除台湾佛教「万年住持」的传统，为教界作模范，为大众立榜样。退位之后的我天地更为宽阔，因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战，以辛勤的耕耘来战胜先天的不足；我「敢」迈开脚步，行人所未行之路。例如：我不会他国语文，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于焉发扬光大；我不曾学过组织企划，但我「敢」创立国际佛光会，让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现世落实；我没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但我「敢」办大学，作育英才，像美国的西来大学曾获优良大学的认可，嘉义的南华管理学院在接办一年之内开学招生，创办至今，时间虽短，却也声誉鹊起。去年进来的一百名学生当中，有二十七个学生将该校填为第一志愿，有三十几个学生将该校填为前十个志愿，为台湾教育史创下先例；我也不懂广播、电视，但我「敢」创办公益性质的「佛光卫星电视台」，所有节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没有广告插播。

秉持诸佛菩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精神来从事国际弘法、组织佛教教会、办理高等教育、设立传播事业，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与远大的视野，非「敢」无以成事。往后还有很长的日子需要大家齐心著力，如何才能延续佛教的千秋伟业？如何才能长养众生的法身慧命？还是那句话：「敢，很重要！」

我们不但要「敢」于勇猛向前，「敢」于展开新局，也要「敢」于返观自照，「敢」于除旧布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闭山门，潜心静修，就像任何一种重大的变革一样，封山也需要有远大的勇气。在封山典礼即将结束时，全山法师以果「敢」的步伐踏入「灵山胜境」，山门随之掩闭上锁。我们立志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扎根，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为社会作出更佳的贡献。

徒众常说我「行事胆大，游走于悬崖边缘」，其实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违背。记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的候选人在我说法时，站上讲台，硬要我将他介绍给大家，我当著他的面，直言告诉听众不要选他；掌管财务的职事因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粮作为建设之用，我严禁不准；中日断交，我远赴东瀛，向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争取保留中国佛教会的席次；在台湾戒严时期，我向政府官员建言应开放民意，包容异己；在访问大陆期间，我向中共领导阶层表示应恢复佛教道场；凡世界各地发生重大天灾人祸，我发动信徒，捐输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时，我竭尽所能，给予支助；国内畛域之见冲突日盛时，我在台北道场举行首次「二二八平正法会」，希望藉此唤起大家的觉醒，抚平历史的悲剧，促进族群的和谐；台湾重大刑案频传之际，我发起「慈悲爱心人运动」，培训二千名慈悲爱心人，到大街小巷、学校机关、车站市场、公园庙口，向大众宣导慈悲爱心，以实际的行动来带动全民净化自己，关怀社会。

一九九八年二月，为了光大佛教欢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传授三坛大戒，让世界各种传承的僧伽齐聚一堂受持净戒，让南传、藏传国家失传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国恢复起来。当大众环绕正觉大塔经行时，我想到「大雄大力大无畏」的佛陀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弃既有的权位名利，向内心的无明烦恼挑战，甚至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发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为了解民倒悬，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挑战，四处宣扬「众生皆有佛性」的理念，并且广收徒众，有教无类。在感动涕零之余，我心中突然涌现深刻的体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争强斗胜，而是大愿力的实践，大慈悲的示现，大无私的奉献，大格局的开展。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