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我在阅读报章杂志时，突然心有所感：同样是血肉之躯，有些人虽然平凡低微，却能成就丰功伟业，彪炳人寰；有些人尽管资源丰富，却显得千头万绪，一筹莫展。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敢，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像诸葛亮书生报国，他用空城计诱开敌军，免除了一场杀戮，那种「敢」于面对千军万马，临危不乱，古今罕可匹敌，让人敬佩不已。天文学家伽利略能不计毁誉，拼死不向神权低头，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荡气回肠，无以名之！法显大师以六十高龄，「敢」于西行取经达十余年之久，去时路途艰险，鸟兽绝迹，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载，那种「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气，可谓雷霆万钧，世间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断臂护藏印经，那种为法捐躯，无怨无悔的志节，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于贫寒，长于乱世的我，之所以能对佛教对人间有一点儿作为，不也是因为在「敢」的趋使下，言所当言，为所当为吗？「敢」，诚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历经内忧外患，我就在那时诞生于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上，那里土瘠民穷，信息缺乏，但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时时刻刻充满了许多问题。外婆茹素拜佛，和蔼可亲，经常为人排难解纷，赢得大家的敬爱。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里都会发出如海潮般的声响，虽然乡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有修为的表现，但年少的我却满腹怀疑。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肚子里发出这种响声对于了生脱死有什么用呢？汽车、火车也都可以发出这种声音啊！」她默然不语，陷入沉思。数年之后，谈及此事时，她突然正色地对我说道：「将来我的后事只有托付给你了！」我想：与其说是因为我所问的问题让她惊悟觉醒，不如说我从小「敢」于发问吧！

十岁那年，父亲在战乱中失去音讯，生死未卜，母亲带著我们兄姊四人，孤苦无依，遂生起变卖祖产另谋发展的念头。哥哥生性老实，畏惧众议，裹足不前；姊姊是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没有讲话的余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岁，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奋勇，无畏族人的激烈反对，陪著母亲走了十几华里的路，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毅然签字卖地。由于这一念的「敢」作「敢」为，不但家庭经济困境顿告解决，数十年后，乡里中许多亲友故旧由于坐拥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我的俗家则因为没有恒产而幸免一劫，为众人所羡慕。

十二岁出家学佛之后，尽管丛林教育禁锢森严，却无法完全压抑我「敢」想、「敢」说、「敢」做的个性。佛学院里没有体育课程，我提议无效，背地里自制篮球架，被发现之后，差一点儿被记过受罚；全班拒交考卷抵制某位老师教学不佳，学校怪罪查办，我一人前往代罪，险些被佛学院开除。因为「敢」，我比别人多吃了一些苦头，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愿作一个少做少错，没有承担的哑羊僧。

十九岁时，我提议举办「佛教古物展」，对于当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举犹如石破天惊，没想到能蒙校方允准。我一个青涩少年，虽没有任何办活动的经验，却如火如荼地规划、联系、布置、发动，竟然也吸引了数万人潮来参观，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贵文物。除了惊讶「敢」所引发的潜力之外，我更感谢师长们给予我成长的空间，让我「敢」于发挥，「敢」于创作。我深深觉得：「敢」，是不划地自限；「敢」，是勇于破茧而出。

我不但从小「敢」于向家族的压力挑战，「敢」于和陈腐的思想奋斗，而且「敢」于出生入死，「敢」于见义勇为。抗日战争期间，烽火连天，老弱妇孺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我却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收拾死尸，挖土掩埋安葬，并且救助伤兵，托人运回后方。听说左邻右舍没有米粮，我不顾江水涛涛，枪声四起，潜入运河，游到对岸，搬回几天的柴米油盐，解决大家的民生问题。看到母亲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携母寻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骨遍野，令人惊心动魄。乡人都夸母亲生了一个勇敢的孩子，其实，说来惭愧，我只不过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了。但这也说明了「敢，很重要！」「敢」，使我遇事果断，临危不乱。

二十一岁那年，我在乡下一所小学担任校长，当时国共相争，地方不宁。不但枪弹声、嘶杀声时有所闻，还要接受各路人马不定时的搜查询问，他们动不动就拿著枪抵著你的太阳穴，堵著你的后脑勺，要你坦白交代，要你忠于某一方，如果不「敢」面对现实，如何生存下去？大时代的灾难在心版上留下坚忍不拔的印记，成为我日后最珍贵的资粮之一。

不久，我来到人文荟萃的南京，联合同道响应改革佛教的新运动，撰文办报，传播新思想，弘扬新理念；走上街头弘法布教，以实际行动说明佛教跨出山门，拥抱社会的必要性；为寺院订定新规矩，发展新作风，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当时的佛教界保守护短，将我们视为洪水猛兽，处处给予打压、排拒，让我们几乎走投无路；甚至勾结地方土豪劣僧，对我们这群敢作敢为的僧青年施以恐吓、威逼、私刑、棒打……，无所不用其极。想到经中说：「假使热铁轮，于汝顶上旋，亦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请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龙律师纠举华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产，以警傚尤，而且结合宪兵、军警的力量，打击黑道横行。过去老师一再告诫我们：「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此时我不仅口说言诠，而是用身体来力行实践，用生命来刻划历史。想到这里，不禁为自己感到庆喜，因为我在勇「敢」的层次上，有了一点进步；我在勇「敢」的体验上，有了一点提升。自忖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教为僧、为国为民，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无奈国势不保，我抱著满腔兴教热忱来到台湾，想一展抱负，却到处受阻。那时大家害怕「白色恐怖」，噤若寒蝉，除不顾性命危险，发起「抢救僧宝运动」的慈航法师，以及不惜违逆蒋宋美龄夫人，拒绝信奉耶教的孙张清扬女士等少数大德以外，许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认自己是三宝弟子，就是见风转舵，改信耶教，在僧侣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无路之下，易服变节。

「敢」的念头在这个时候更形「重要」了。我抱定为教奉献的决心，无畏警察单位的取缔阻挠，仍然「敢」四处聚众弘扬佛法，举办游行庆祝佛诞佳节；我坚持宣扬真理的信念，不惧情治人员的逮捕盘问，依旧「敢」张贴海报迎接章嘉活佛来台，撰写文章广招来者信仰佛教；甚至我「敢」拒绝政府人员要我们在寺内书写「反共抗俄」标语，一派凛然地回答来者：「寺院在这里，就已经说明一切了。」我「敢」和军区周旋，要他们撤回借故拆寺的成命。正信佛教就在「一敢，天下无难事」的情况下，突破了政治的防线，接触到社会大众。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