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发大愿,更勉力持行,首先是诵经和持咒。龚自珍读过的佛经很多,在北京时,他曾向镇国 其次,除了自己用功修行,他还广施功德。他曾和妻子何撷云一道“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又把中国古代高僧的著作编为《支那古德遗书》,并抄录二百本施送给各寺庙。在北京时,他还为龙泉寺募捐造藏经楼,写了《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以作广告。 四十二岁时,龚自珍接触了天台宗的书,并转而喜好天台宗。天台教理更能满足他对佛教知识的探求。他四处搜求天台宗的书籍,诗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如“我说天台三字偈”、“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说:“自达摩至惠能,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欤?”因而他又自号“天台裔人”,居室称“礼龙树斋”。益大师像,还在家里供奉天台智者大师的檀香像。 1837年,也就是龚自珍四十六岁那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为此,他写下了一首诗:“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记录了他开悟后的欣喜之情。 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和奉持,给他的社会观、人生观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内容,也是他用来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的有力武器,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要求变法革新的精神法宝之一。在他一首名为《题梵册》的诗里,他大胆地贬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即以文章论,亦是九流师。释迦谥文佛,渊渊劳我思。”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没有什么可高贵的,而佛学却能囊括九流,可以为九流师。在统治者定孔子为万世师表的时代,龚自珍毅然地表现出他蔑视儒家道统的叛逆精神。 有趣的是,龚自珍还用佛法解决自己的感情矛盾。他有两首诗,叙述了他的一次恋情。第一首《纪游》,写他在春天的某个傍晚与一个可爱的女子在湖边相会,两人心有灵犀并依依惜别。 第二首《后游》,写他三天以后又独自来到湖边,睹景思人,无限惆怅,因为他们的相恋是不被现实允许的。从清晨到傍晚,他一直徘徊不归,在饱受感情的折磨后,他忽然想通了:“我闻色界天,意痴离言说。携手或相笑,此乐最为极。天法吾已受,神亲形可隔。持以语梅花,花颔略如石。”这里的色界天,应作欲界天,龚自珍误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