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师的放生思想及其影响(通贤)
智者大师的放生思想及其影响 ——兼对当前佛教界放生现象的思考 通贤 内容摘要:流传至今且兴盛不衰的佛教活动——放生,其兴起并形成具有有规模、有组织性的,乃是始自于隋朝的智者大师,本文
智者大师的放生思想及其影响 ——兼对当前佛教界放生现象的思考
通贤 内容摘要:流传至今且兴盛不衰的佛教活动——放生,其兴起并形成具有有规模、有组织性的,乃是始自于隋朝的智者大师,本文首先简略的阐述中国早期佛教的放生思想,然后就智者大师放生思想的形成和影响展开论述,从而对大师放生思想有一清晰了解。然而,随着放生活动的兴盛,在放生活动发展的过程中亦渐渐流露出种种弊端,因此最后就当前佛教界的放生现象进行了分析思考。 关键词:智者大师 金光明经 放生 放生池 放生仪规 作 者:中国佛学院09级研究生 一、前言 放生,一直是佛教徒具有神圣认同感的宗教实践之一。在佛教的放生观点中,认为所谓放生,就是将被捕获之鱼、鸟等生类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类宰割、烹食,使其重获生命自由。在放生的同时,为举行放生仪式,即予以放生物食物,并为之授“三皈戒”及解说大乘经典等,以结法缘。 在佛教中,“放生”主要缘于佛教中“戒杀护生”的思想,如《大智度论》中云:“知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世间中惜命为第一。”[1]又《梵网经》卷下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2]出家修道者以悲悯众生为念,故而戒杀生食肉,基于此乃有救护、放生之举。因此,放生可以说是戒杀、素食的发展。如果说不杀生、素食是对生命的消极保护,那么,放生就是对生命的积极保护。在佛陀时代,就有专门为保护生物生命的器具,名“放生器 ”。在古印度,由于天气炎热,生命繁盛,出家人日常饮水,其中多有生物存在。为防止杀生,佛教徒取水时,必用滤水袋过滤,将过滤所得的小生物放到专门的容器中,再将他们放到大江、大河、大泉池当中,这一专门容器,就叫放生器。《护命放生轨仪法》中说:“(善逝)唯以大悲,宣扬法化,於护生处,极致殷勤。是佛弟子,理应随作。观虫滤水是出家之要仪,见危存护乃悲中之拯急。既知有虫,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为西国久行,人皆共解。”[3]放生器的设置,可以说为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生命提供了实在的工具。 在中国,“放生”一词,最早见于《列子·说符篇》:“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4]放生这一习俗,有着其悠久的发展历史,齐梁时代就有施行,但是当时放生之举更多的只是出于儒家“好生之德”的思想。而在放生池中放生,并为放生物传授“三皈戒”,解说大乘经典等,以结法缘,“方舟江上讲《流水品》,又散粳粮为财法二施。”[5]天台智者大师实为首例。正是在智者大师的极力倡导下,遂使得放生活动遍及于全国且流传并影响至今。因此,本文试对智者大师放生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略加阐述,使对其放生思想能有所清晰的了解;另外针对当前佛教界放生现象进行分析思考。 二、中国佛教早期的放生思想 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护生放生之举早已存在。如 “成汤解网”、“正旦放生”、“子产畜鱼”的记载,无不说明我国早就已经有戒杀放生的风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主要强调 “仁者爱人”和“仁者爱物”的思想。如先秦时期,周公告成王:“舜之为政,好生而恶杀,汤开三面之网,泽及禽兽。礼记所载,无故不杀生,无故不食珍。曰:不伤胎、不破卵、不填穴、不覆巢,皆爱物之明征也。”又孟子感叹:“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6]则充分体现了圣人的仁者“爱人、爱物”之心。 如《吕氏春秋·异用》中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通“罹”。遭遇)吾网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7] 商汤之所以能够讨伐成功,除了擅用万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灵,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其治国之道,乃提倡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仁慈的君主因为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认为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意识到若行放生将比杀生较易获得民心。 又,《列子·说符篇》中云: 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8] 相传赵国邯郸城民众在正月初一贡献斑鸠给赵简子,赵简子每每都会厚赏民众后,将斑鸠放生,以显示诸侯有好生之德。可见当时就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此种放生只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因此,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 春秋时代郑国贤大夫,公孙侨,字子产。心地仁厚,孔子称赞他:“有仁爱之德古遗风,敬事长上,体恤百姓。”当时列国横争侵扰,而郑国能以保持内政稳定,民生安乐,首赖子产辅政有功。每当有人赠送活鱼给子产,子产从来不忍心,以享口腹,而使活生生的鱼受鼎俎烹割痛苦,总是命人把鱼畜养在池塘里,眼见鱼儿优游水中,浮沉其间,子产心胸畅适,不禁感叹地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可见子产的仁德普及物类,不只是民吾同胞,事实已扩大到物类了。 因此,爱惜物命,放生的善举,儒家圣贤君子,早已有之。也正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 然自佛教传入东土以来,人们对于佛法的认识,除了受僧侣的弘扬与其自身行为影响之外,具体接触并了知佛法的思想乃是来自于佛典。公元一世纪初,佛法传入中国,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时(147),开始陆续有佛经翻译出来,而有关放生救护之法的佛典,如《六度集经》、《梵网经》、《杂宝藏经》、《金光明经》等,也在译经初期逐渐传译出来。如《六度集经》卷三亦记载,往昔佛为大理家时,见观市睹人卖鳖,以百万价赎之放生之事。[9]又,《杂宝藏经·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卷四记载,一沙弥见众蚁子,随水漂流,命将欲绝,遂心生慈悲,自脱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蚁子,置高燥处,遂悉得活。沙弥以此因缘,得延命之果报。[10]此外,《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品》卷四记载,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又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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