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怀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头一天，怀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对比之下，怀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老泪纵横。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禅修。

南怀瑾的饭桌

从台湾到美国﹑香港，最后落脚吴江，怀师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晚上10点以后从饭厅回住处看书；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点睡觉，12点后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公私事务，审阅书稿，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书信；晚上6点到饭厅接待访客，在饭桌上和大家谈天说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进食。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来的。饭桌成为怀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1983年，台湾发生一件震撼当时政坛的大事，就是“十信”案。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怀瑾远走他乡。怀师身在北美，仍时时不忘故国河山，密切注视着海峡两岸的时局发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条小河，故大家称此地为“兰溪讲堂”。当时到这里来听怀师讲学的不仅来自台湾，许多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慕名而来。怀师的饭桌成为两岸中国人隔绝40年后第一个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开放。南怀瑾认为，大陆将来应该走的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常对大陆留学生说：“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再推迟10年。先等老百姓丰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则人民会失去礼义而一切向钱看。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大的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走向富强。”

怀师到香港后，我成为坚尼地道饭桌上的“常委”，亲眼目睹了饭桌上来客的聚散。那时候，怀师的门户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带路，一般就能上他的饭桌。怀师是有教无类，对来客不起任何分别心，只是不愿见记者。名记者陆铿和卜少夫都是怀师的故交，曾经托我传话想见他。怀师一口回绝，说他们见面后一定会在报刊上舞文弄墨。当然还有其他怀师坚决不想见的不速之客。曾有一次，我到了坚尼地道寓所门口，见有一位年轻人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个大花篮。门房说是来求见南怀瑾的。我见了师兄弟们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告诉我：此人自称是大陆来的画家，老师的“粉丝”。因为没有熟人介绍，不明他的底细，就没允许他上来。结果他就来这一套，已经连续下跪3天了。怀师知道后很生气，说这分明是强人所难，要我非见他不可的意思。越这样就越不想见，谁知他安什么心。

通常客人们来了，坐下，吃饭，聊天。饭桌上，怀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有时候引用一段先哲的话，有时候背诵一段古人的诗词，意思都在其中了。怀师惊人的记忆力，无一例外地给来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怀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再复说在研究《红楼梦》。怀师说喜欢书里的诗词，随即一首首地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来。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有豪气，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

2006年定居吴江庙港后，南怀瑾的饭桌自然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怀师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除了从前的老学生，此时的来客往往非富即贵。有党政官员，有富商大款，还有被带来表演特异功能的。他们中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都是来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简直把他当活神仙了。更多的人只是慕名而来，扯上他合张影，就可以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怀瑾的弟子”。对于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怀师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语、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不过，怀师对客人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某银行的几个高层去见他。他们送给怀师一套18K金雕刻的《心经》。然后说，准备在市场上以每套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发行。怀师当即严厉地说：“你们既然送来了，我不好拒绝。这里是一张3万元的支票，就算我买下来了。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将来是要背因果的。”来人就这样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事后他严肃地说：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做人情！

向怀师告别

2010年5月初，“资治通鉴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集会结束后，回到香港就去养和医院眼科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怀师时，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8月里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想离开大学堂，留在香港养病。他当即回信极表赞成。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