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当代大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派高人，如鬼谷子、陶渊明、孙思邈等，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而不愿出将入相，食官家俸禄。古人又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做一个周旋于市井俗人之间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士，当然比避居山野更难了。在我看来，南怀瑾实为这样一个隐士。可是怀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怀师一生为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而奔波，其人生岂能用一个“隐”字概括？

我决定先花半年多时间，将南怀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温一遍。温故知新，所得甚丰，怀师的学问兼及儒、释、道三家，很难说究竟偏于哪一家。准确地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对这样一个人生定位，怀师是认可的。因此，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南怀瑾全集前言》送交他审阅时，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

太湖大学堂

进入新世纪后，怀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静之地叶落归根。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苏州东山、上海淀山湖等处看过好几块地，皆有不妥。怀师归心似箭，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商老学生的工厂时，亲见太湖之滨风景如画，当场就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计划在此造屋归隐。

庙港那块地的建设一波三折，耗费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总算初具规模，他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创办“太湖大学堂”。大学堂创办不久，怀师问我，那么大一块地方要拿来做什么用？嘱我草拟一份发展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计划。怀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后来我又提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仿效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20名天资聪敏的失学儿童，学制10年，专教他们经史子集。10年后这200名毕业生中，或许能造就十多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怀师对我这个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朱市长听我讲完整套设想后便说：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国学的话，是违反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改由师姐李素美母女出面，办了一所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而已。

2008年夏，我来到他身边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生活十分悠闲平静，怀师也很开心，像个老顽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一人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让古道师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还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开了几天没人光顾，都是他老人家掏钱在那里请我们几个学生喝咖啡。玩够了，咖啡馆也就无疾而终。

9月初，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招收了四十多名5岁到9岁的学童。怀师命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说是帮助孩子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不好，我就在放学后给老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传到怀师耳朵。有一天晚饭后，他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12月的第一个周末，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那天怀师很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就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怀师才如释重负，当晚开心得笑不拢口。

我在20年后回到上海讲学的消息传开了。2009年6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告诉怀师，1989年6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去讲一次。怀师极力赞成，还顺口吟诵了唐人王播的两首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教我以此作开场白。演讲完毕，听众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怀师报告，他说：“如果他们答应3个条件：一、禅修7日每天坚持坐禅9枝香；二、7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7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