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随怀师的日子里

——南怀瑾弟子魏承思讲述他与南怀瑾的交往以及南怀瑾的往事

9月30日，中秋月圆时，正是南怀瑾先生荼毗之夜。我不忍看恩师化为一缕青烟，从庙港回到香港家中。在他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点一枝清香，跏趺而坐，诵经追思。惺惺寂寂之中，仿佛见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近二十年来跟随怀师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旧景浮上心头。

初识南怀瑾

最初知道南怀瑾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刚刚开始接触佛学。香港何泽霖老居士寄来他的佛学著作。1988年，友人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说她是代表南怀瑾来接洽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怀师的书，我这才知道他在香港定居。当时出版海外图书需经宣传部审批，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就说，若出版佛教类图书还要由宗教局会签，而一般是不会获准的。你们不如先出南怀瑾的文化类著作，例如《论语别裁》等。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我也和新闻出版处的同事打了招呼，促成了南师著作的顺利登陆。

不久我也负笈远游了。1994年，我到了香港，遍寻南怀瑾未遇。在一个“海归”聚会的场合偶遇赵海英博士，说是可以带我去见怀师，真是喜出望外。一个周末的傍晚，到了坚尼地道怀师的会客处，一房间的人在那里等候。

当晚在饭桌上，客人们出于对怀师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谨行。我生性豪放不拘，因而酒酣之余放言高论。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向怀师告辞时，他竟说：“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今后不用通报随时上来吃饭聊天。”从此我登堂入室，成了怀师饭桌上的“常委”，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

领上学佛路

我在大学时代就接触佛教，但只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虽然早年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口头禅”而已。1996年春节前，怀师让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海英告诉我，那是极个别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我却不识趣地回绝：“家有高堂稚子，已经订机票要回家过年。”其实，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我当时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在《明报》主笔政，每天下午3点钟进报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炒股票”，每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到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长期如此使我精疲力尽，面容憔悴。怀师见状对我说：“尽管你不信佛，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妨试试。”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坚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还是那么沉重的负荷，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判若两人。从此我就坚持不懈地打坐。每年春节也都留在香港，跟随怀师“打禅七”了。

1997年的一天，怀师把我叫去个别谈话，说看我是个可造之才，要传我“心地法门”，说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恒。他还说，你十多年后也许会出家。若如此，则必成一代大法师。其实，我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心地法门”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有动过出家的念头。两三年前和怀师旧话重提，他老人家听罢哈哈大笑，说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想把我哄进佛门。知道我功名心切，不用此番话忽悠我，我岂肯认真实修。怀师就是这样因材施教，根据各人不同秉性根器，施以不同诱导之法，从不认为有一种适合任何人的不二法门。

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

2000年，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南怀瑾全集》。怀师指定我来写序言，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动笔之前，最难的是究竟如何给他定位。怀师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因而，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这些称谓皆似是而非，因为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的一个侧面，怀师也从未以此自居。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