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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先生说到“假字”现象时，就是连“吾少也贱”那样的话也不愿多说的，他更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开哄”——一个先生常说的字眼儿——说有些假字写得“比我好”，是“伪而不劣”，而自己的字是“不伪而劣”，还说能写出逼真假字的都是朋友等等。这便是先生的幽默和宽容。真性情而出之以幽默或曰“开哄”，或者说一位好心人外加气韵生动的“淘气”（也是先生常说自己的词），才是完整的叫人难忘的启先生。 体谅是真性情，可以学，因为德行本身有榜样的价值。但先生的“淘气”，却是大才情的余裕，一般就只有体味的份了。早年启先生的一位老友说过这样的话：小启这人你拿他没办法，什么事在他那儿，都是说“狗屁”。晚年先生回忆起老友，想到他说的话，说：“我现在不‘狗屁’了，我现在是‘狗而且屁’。” 先生的名气大，听到的恭维自然少不了。一次先生忽然对恭维他的人说：“我是神。”接着又说：“我什么神？我是‘牛鬼蛇——神’。”一位北师大文学院与先生同事多年的老师说，启先生的高明，是他不论写文章，还是与人谈学问，总先说“我不懂，我是胡说”。 北师大文学院开会讨论启先生的学问，等到会议结束时，启先生发言。这时的发言最不易，也最易落俗套，但启先生起来，先说：“过去，有一回邻居家的小朋友来我这边玩，怕他们闹，就说你们乖，你们玩去吧。”说到这里，听众不明就里。接着启先生说：“那两个小朋友真有意思，他们一边走，还一边问：‘我们怎么乖了，他就说咱们乖？’”接着归入正题，“今天的会议，我就像那邻居家的小朋友，我哪儿乖了？大家这样捧我？” 人们可以从中华书局办的《学林漫录》中，看到启先生早些时候写的“自讼”文章，反驳自己先前的说法，到晚年还是那样勇于认错。早年写过关于《千字文》的文章，晚年发现自己对周兴嗣“次韵”的说法理解错了，不顾年老体衰，还是写文章纠正自己。当时，与先生说起这事，笔者还听到先生骂自己“糊涂”。 佛家讲究破我执，舍贪著。笔者师从先生十余年，敢说先生最无“我执”。常拿自己“开哄”，是无我执。手写的书稿让人借走了，那位朋友又转手卖商人，多年后又流回内地，启先生不但不生气，把它买下来，还打趣地题了诗。说到这件事，启先生淡然地说：“他那时需要钱。” 笔者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一笔给人写字的酬劳钱，被一位朋友“中饱”了去。事发了，他说是给先生买书了，可书一本也未到先生手。别人很生气，先生只是呵呵一笑：“嗨！他这人没出息你又不是不知道。”与这位朋友，以后该怎样还怎样。启先生对此事的“处置”，那份淡然无执，笔者的感受太深了，现在写起来文字没法将那份从语气、表情中透出的淡然表达出来！ 写到这里，我想起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都会讲到的那个“德福一致”的问题。这问题放在西方哲学里讨论就难了，因为他们强调一种客观的境地，以为在客观上强调应有一个可以使“德”与“福”统一起来的实际境地。 笔者以为，像先生那样什么事都可以“狗而且屁”，不生气、不计较——不是有气忍住不生，心里计较装作不计较，而是真超脱——就是德福一致。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给人带来伤害，想从客观上改变这事情，比上天还难，但是心地宽阔就不同，宽阔一分便得一分自在，便增一分境界。禅门老话为“不湿脚”下的“转语”是“脚不湿”，前者强调客观，后者则从主观一面下手，启先生的“脚不湿”就来自他的心境宽阔。 启先生似乎从来不长篇大论地讨论佛教问题，他喜欢在他那“淘气”的诗篇里说禅说佛。启先生虽然是黄教的佛弟子，但与他的诗篇一样，平时讲得多的还是禅宗故事。记得先生曾说，看《灯录》、《五灯会元》不一定好，那上面神化的内容太多，要看，看《景德传灯录》，看《祖堂集》；还说，你看《祖堂集》里记六祖的事和《五灯会元》差多少啊。先生还说过印顺和尚的《中国禅宗史》写得不错，平实。吕秋逸先生的佛学著作也好，说有一次生病时住在医院里，几大本全看了。 喜爱佛家，当然是喜爱佛教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境界。先生在《布书袋铭》里说：“手提布袋，总是障碍，有书无书，放下为快。”“放下为快”正是启先生喜爱并且是可以“自况”的境界。但这些诗篇与“贩禅”的不同。请看这首《沁园春·戏题时贤画达摩像六段》： 片苇东航，只履西归，教外之传。要本心直指，不凭文字，一衣一钵，面壁多年。敬问嘉宾，有何贵干，枯坐居然叫做禅。谁知道，竟一花五叶，法统蝉联。断肢二祖心虔。又行者逃生命缕悬。忆菩提非树，那桩公案，触而且背，早落言诠。临济开宗，逢人便打，寂静如何变野蛮。空留下，装腔作势，各相俱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