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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著书可谓之“法供养”，汪缙称其为“现居士身说法”。《居士传》共五十六卷，收集从后汉到清代康熙间在家奉佛的居士(限于男性)312人的传记，编成列传体裁的专传或合传55篇，乃是记载历代居士事迹比较完备的一部书。该书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开始编撰，至四十年(1775)完成。“是书始事于庚寅之夏，削稿于乙未之秋。中间辨味淄渑，商量去取，则吴县汪子大绅之助为多。瑞金罗子台山往来过苏，每相切磋，订其离合。最后书成，婺源王子顾庭讽诵一周，赞叹欢喜，捐金付刻。普愿见闻随喜，发菩提心，证圆满果。是则区区七年纂述功不虚施，青莲华海香光无垠，一念归诚同登彼岸，不亦乐乎！” 该书之编纂特点，强调行解相应、儒佛融和。主要表现于三方面：(1)关于人物，彭氏认为宗门中冒滥者多，像夏竦、吕惠卿、章惇这些人原不足道，就是白居易、苏轼对于佛教也是别有所长，而和宗门无关。诸书所载一些禅机因缘，并无可取。至于韩愈、李翱、周敦颐、欧阳修等，“平生愿力全在护儒，一机一境偶然随喜，不足增重佛门，岂宜附会牵合？装点门庭，反成谬妄。此于教理违背非小。”他们大都是护儒辟佛的，不能拿其偶然随喜佛法的事就来牵强附会，替佛教装门面，所以采择从严。(2)关于言论，彭氏认为“护法之文，须从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为可贵。是书所载，非其真实有关慧命者，概弗列焉。”所以像王简的《头陀寺碑》、王勃的《释迦成道记》、柳宗元的诸沙门碑铭，以及元明士大夫的一些文字，“类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应始堪采择”。(3)关于行事，彭氏从儒家伦理的观点，认为学佛的基础在五戒，五戒就是儒家五常的体现，不能实行五常，就谈不到五戒。“登地证果，根基五戒。而五戒者，全体五常。不践五常，何有五戒？”彭氏以春秋笔法将历史上不明忠孝大义之辈一概削除。[13]彭氏虽专信净土，但其《居士传》则遍载教、禅、净三方面的居士，也体现了教宗、禅净相融和的指导思想。又该书只载男性居士，故彭氏另撰有《善女人传》一卷。 居士之净土修持法门除了素食、戒杀、放生等等外，诵持(读经)、写经、刻经乃至流通经典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彭氏就以诵持书写《普贤行愿品》作为日课。他在《书普贤行愿品末卷后》一文中说：“予自归心净土，即奉此卷为日课，持此愿王，自信临命终时，决生极乐。更欲流通世间，导诸群品，同归一乘。”[14] 他认为，“此十大愿王，要一切行门之终，实开一切行门之首。何以故？非行无以满愿，果外无因故；非愿无以起行，因外无果故。”并说：“云栖谓此一卷经，该全部华严，义在于此矣。其不指归华藏，而指归极乐者何？为大心凡夫开异方便故。”在彭际清看来，华藏庄严，像目连、舍利弗诸大声闻，犹隔听睹，何论其余？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十念归诚，便登九品。诚能信入普贤愿门者，法界与净土无异，就如水赴壑、如响应声。一得往生，便华开见佛，始知极乐不离华藏，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彭际清对净土三经也十分重视，不但刊刻了此三部经，分别写有叙文，还作有《净土三经新论》阐发净土宗未竟之旨趣。彭氏在《重刊净土三经叙》中说：“净土三经者，大小《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经》是也。此三经者，如鼎三足。不读小本，不入信门；不读大本，不入愿门；不读观经，不能成就三昧门。三经合，而净土之资粮备矣。” [15] 三、对近代居士佛教的影响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支伏流就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自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文会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19] 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以魏源校刊的《净土四经》为首刻，从而开启他振兴佛教的事业；其对晚明四师著作多所刊刻，尤以莲池为净土本师，同样也深受彭际清影响。有研究者说：薛家三、罗台山、汪大绅“诸人既沾溉宋学，不甘以训诂汩天倪，丹铅没素朴，则苟于此世起舍离之心，陆王也，程朱也，皆足以引归瞿昙。昔人动辄指陆王为近禅，岂亦知程朱足以导向莲池乎？后数十年，石埭杨文会弘扬净土，广刻佛典，中国佛教稍形一振，实继二林(彭际清)未竟之业。则此数人当考据全盛之日，破儒释之藩篱，宣灵山之法音，亦可谓功不唐捐者矣。”[20] 彭际清专心研究并弘扬净土之教，竭力鼓吹禅净融和、儒佛融合，也许对近世佛教日趋衰落的状况触动并不大，但对近代居士佛教的运动无疑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对彭际清推展的居士佛教运动做出了高度评价：“其于净土教义阐微，贡献殊伟；其于佛法领悟之深，殆为当时知名儒士所钦仰。以彭二林为中心之居士佛教若龚自珍、魏源、俞樾等公羊学派之硕儒，实开中国佛教近代史居士佛教之盛况。其对清廷反抗意识，亦多寓于其著作中。” [21]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