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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述虽然粗略，但据此可推知，迦陵曾两次驻锡京都(今北京)柏林寺，第一次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第二次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计4年余。因柏林寺毗邻雍正潜邸雍王府，所以迦陵与胤禛的结识与交往，即始于此时。 康熙五十五年，迦陵以禅宗付法传人身份主席柏林寺，其法事活动除开堂演法外，还继主集云堂，編著刊印佛家内、外典籍，已知的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宗鉴指要》、《杂毒海》、《宗鉴语要》数种。其中《宗鉴法林》72卷、《是名正句》8卷与《杂毒海》8卷，后来收入日本《续藏经》⑥。据《宗鉴法林》书前《凡例》言：“是书之会集也，始于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春。在塞北之法林寺。其镌板讫工也，于甲午(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夏，在京师柏林［寺］之宗鉴堂。今题曰《宗鉴法林》，识地也。”又曰：“是书初刻于京都，公案二千五百有零。二刻于理安［寺］，复增入一百五十余则，共成二千七百二十则。”据上引可知，迦陵法师的大部分著作，都成书或刊印于杭州的理安寺和北京的柏林寺。 今天在北京大觉寺，藏有迦陵編著的木刻书板5种，分别为《宗鉴指要》(1卷，佛鉴序)，《宗鉴语要》(1卷，侍者如纶编)，《宗鉴法林》(原为72卷，间有散佚，尚存68卷，集云堂编)，《是名正句》(8卷，略有散佚，宗鉴堂编)，《杂毒海》(8卷，间有散佚，诗集，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这些书板，应是迦陵主持柏林寺务时(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所镌，其中《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为重编重镌(按：以上三书此前在杭州理安寺曾刊印，并被编入日本《续藏经》中)，而《宗鉴指要》和《宗鉴语要》两种，则为新编初镌，内容主要记述迦陵本人语录，还间接记录了雍亲王胤禛的一些法事活动和语录。这两种著作在雍正朝因语涉最高统治者，关碍颇多，所以镌板后，可能一直没有印行。 迦陵聪慧过人，博闻强记，诗文俱佳。他一生著述宏富，除上述5种外，尚有《十会语录》20卷、《宗统一丝》12卷。可惜，因为性音晚年的一些特殊遭遇，他留下的许多最能见其心性的文字，多已不传。 二、自称为“释主”的雍正皇帝 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相比，清朝雍正皇帝崇信佛教的程度，似乎来的更为彻底、更为深刻。他的崇倡佛教，实际上是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观念的体现。如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当朝中群臣共庆“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进觐朝贺，要求诵经祈福，帝谕：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乃是受我之赐，因为“朕亦是释主”。可见雍正不仅要当皇帝，同时还想当大宗师和大教主。 雍正的佞佛由来有自，他在《御选语录》中谈道：“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成年后，他便认真研究佛理，并交结僧衲。当时常去雍王府的有弘素法师、迦陵禅师等。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时年35岁和36岁的胤禛，在雍亲王府举行了两次法会，并进行了“坐七”等活动，邀众僧一起论说佛法。在章嘉的指导下，这位雍亲王通过了“三关”，他认为自己“明白了三身四智之理，达到了物我一如本空的境界，真是快慰平生”。 雍王府与柏林寺相去不远，雍正在藩邸和登位后先后有著名禅师梦庵、迦陵、明鼎、佛泉等主持柏林寺寺务。这些僧人几乎都与雍正有过直接的来往。雍正称帝后，对佛教的兴趣有增无减。但他担心过分崇佛和交结僧人会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尚佛学、轻视政事之疑”。为此，他一度疏远僧人，将潜邸结交的诸僧如弘素、性音等逐往江南，而且自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年，宫内10年未举行过法会，自谓“十年未谈禅宗”。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忘掉禅学，在与王公大臣的对话中，常常忍不住暗露禅机。雍正帝还写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中自谓是不穿袈裟的野僧，“垂裳”而治，胜过形式上遁入空门的法师：“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以“释主”自称的雍正帝，有时还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如任命主持、扩修梵宇、赐赠僧人封号等，大都亲自过问、圣心独断。他还利用皇权，去调解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主张“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他认为三教各有其用，也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应融于一炉，致君泽民，共助王业。 雍正帝一生参究佛理，佛学方面的著述可谓宏富。他编有《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万善同归集》、《大觉禅师录》、《禅师心赋选注》、《翻译名义选》等佛学作品，撰写了《教程法数》、《圆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著作，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⑧作为一代令主，雍正帝沉湎于佛教很深却又不迷失自我，既勤于政事又能搞出这么多佛学著作，历数各代帝王，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三、迦陵与雍正的交往和恩怨 迦陵法师以一介禅僧，结识并受知于雍亲王胤禛，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其原由前文已略略述过：当时雍王府举办法会，胤禛欲召高僧论道，有人举荐了迦陵。可能几番谈辩之后，互觉机缘相契，于是，在雍亲王未登大位前，迦陵便成了雍王府的一位常客。雍正在其后来编写的《御选语录》中，有对迦陵的一段追忆：“……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延僧坐七(即约请法师们静坐七天)，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雍正也坐两日)，共五枝香(点燃五枝香的时间)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性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即可窥见他与这位亲王关系之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迦陵与雍正除了参究辨难禅理外，是否参与了夺嫡继位的策划和密议，已不得而知，但迦陵在此期间，编撰过《宗鉴语要》(上、下两卷，镌板于柏林寺宗鉴堂)一书，书中以语录体多处记载了雍亲王充溢机锋和隐喻的禅语，对于了解康熙末年胤禛的内心思想，有启示和参考价值。如： 雍亲王千秋，竖如意云：威音那畔不假，炉韝钳锤不假，雕凿裁培，直教遍尘遍刹，无不赖其辉。若有一法过于此，光明过于此，寿量过于此，我此如意端直作如意用。击一下云：今日化为轮王髻中宝珠，照耀四天下去也，为人一一点出。是眼司见，是耳司闻，是鼻辨香，是舌谈论大地人争。敢道他不知，只是不敢承当，未免辜负尊贵。一路只得借此为标准，普令遍法界，一草一木，尽截以为筹，贮于石宝中，以满其寿之量。且道，法界还赴也未？欲知赖及万方，只因化被草木。遂放如意云：不见道，尧舜之君，犹有化在。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