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讥讽、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能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岁，开始撰写佛陀传记，在《佛遗教经》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时，心中感触甚深，我检视过去颠沛流离的岁月，自忖若非凭仗忍耐作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过苦难连连的时光？我又盱衡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觉更需坚此百忍，方足以应付万难。从此，我时时刻刻以“忍耐”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圭臬。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实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我出身贫穷的苏北，十二岁出家以后，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贫寒适足以励志，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二十三岁那年，我随政府播迁来台，在兵荒马乱之中，所携带的包袱不慎遗失，我身边一无长物，当时的寺庙又不接受外省人挂单，我只得过著四处飘泊，风餐露宿的日子。记得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摔到沟圳里，被水冲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经在烈日当空下，晒得汗流浃背，头皮发麻。最后好不容易从台南走到台中，感谢宝觉寺林锦东先生肯留我小住数日。

后来，我从中坜、新竹又辗转来到宜兰雷音寺弘法，之后的十余年，我的经济都非常拮据。其间曾经有人要认我作母子兄弟眷属，甚至还有人希望我能继承他的地产家业，都被我严辞拒绝。这时我却听说一些同道因为生活艰难，纷纷另谋出路。如果当时我不能忍饥耐贫，岂不也是随俗流转，又那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所以，“忍耐”并不是胆怯，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毁誉时，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坚守自己的理想。

记得在丛林参学十载，为了服务大众，除了平常的劳动出坡以外，我自愿发心典座煮饭两年、饭菜行堂六年、担水司茶一年半。初来台湾，为了报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以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数小时落叶、水沟、茅厕，每天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众的油盐柴米。虽然与当地住众、信徒言语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众的好感。只是有谁知道，我常常因为体力透支而晕眩呕吐，往往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又默默地咬紧牙关，继续未竟的工作。

后来，我以文字般若来弘扬佛法，开始搜索枯肠，熬夜笔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会，说法布教，为了准备讲辞，我经年累月费心思量，有时竟通宵未眠。佛光山开山初期，我又与山崩洪水日夜搏斗。近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在海内外讲经度众，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争地和有限的时间赛跑。数十年来，无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劳累、“忍耐”疲惫中度过，然而我不以为辛苦，因为“忍耐”是为了要积极地开拓人生，创造佛教远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来磨”，我素来身体结实，然而也有好几次病痛的经验让我苦不堪言，在丛林参学十载，我曾经生烂疮，发疟疾，虽然辛苦难耐，足以致死，但是从来没有寻医就诊，为的是已将“色身归于常住，性命付予龙天”，只好用信仰和时间治疗。不知是诸佛菩萨的加被，抑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药而愈。其它如感冒、牙疼、眼痛、脑热，就更算不上什么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长，遇到再厉害的感冒，再严重的病痛，我也惯于忍住苦楚，继续弘法写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时，才发觉自己也奇迹似地恢复了健康。

近几年来，精力不复以往，糖尿病、高血压、眼疾、腿伤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渐衰朽退化，所幸头脑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处云游，弘法利生不断。多年来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们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担一切病苦，而在病时不觉病，苦时不觉苦，自觉“忍耐的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过去大陆的丛林教育非常传统，在聆听长老开示时，必须双手合十，如果讲话开示好几个钟点，等到放掌时，手已僵硬不堪。训练最严格的时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个小时，起身时，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进肉里，两脚酸麻就更不在话下了。纠察师手拿杨枝，如影随形地跟在我们后面，一个动作不合标准，便是一顿鞭笞。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

记得有一回，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国立教育学院”，家师听罢，骂我：“混蛋！怎可到社会念书？”还给了我两个耳光。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想想自己也的确混蛋，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动辄反抗，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要想成大器，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忍耐”。“欲成佛门龙象，先作众生马牛”，对于逆境，先忍之于口，是为下忍；再忍之于面，是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其它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乃至初到台湾弘法布教，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乃至纠众持棍，怒目以对。对于这些差别待遇，对于这些误会滋扰，我从来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所以，“忍耐”并不是退缩，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

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藉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一般人最难忍受的还是名节的无端受损、人为的故意抹黑，然而在几十年间，这些我全部都遭遇到了。我在大陆时，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要将我杀害；来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又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要将我枪毙。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红帽子是解严以前的台湾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