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 「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 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著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著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时摸索写作,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著一首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严禁来往,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著疲惫冰冷的身躯,冒著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达一天之久,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著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验,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成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各个别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而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虽然在现代社会里,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摰的心意却是无价的宝贵。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常常我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他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从宜兰到高雄,三十年的弘法生涯中,首先是开创的新意受到保守人士的强烈杯葛,继而教界人士的一再排挤,使我几无立锥之地。对于我苦口婆心的建议改革,他们蓄意扭曲,存心破坏;中国佛教会害怕我当上常务理事,多方予以阻难;理事长几次不批准我的出国证件,甚至有一回,我应越南心珠上座之请,到越南参加国际会议,当我兴致勃勃地连夜坐车,从高雄赶到台北办理手续时,他们竟然当面严辞拒绝。直到数年以后,终因政府官员看不过去,出面仗义直言,才使我得以顺利出国,代表教界出席国际会议。然而这时一些同道们又刻意抹煞我为教为国折冲樽俎的辛苦成就,甚至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实报导,企图损毁我的名誉。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