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台湾，住在中坜负责中国佛教会新竹县支会的妙果老和尚要我协助回复信函、公文，每次去那里，做完事之后，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给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觉得自己好象海洋世界里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条小鱼的赏赐，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后，我收徒纳众，看到跟随我的弟子们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赞美或奖品，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往事，因此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条小鱼吃！」

自古以来，人虽贵为万物之灵，却还含有动物贪婪的习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这种习气，给予好处，作为领导的要诀，例如：军队战争胜利时，皇帝便封官赐地；地方人士做了一点慈善事业，父母官便赐匾授爵；为了拢络外强，使不侵略国土，便举行联婚；为了平服内患，开出种种优厚的条件，以招其来归。即使如尧赐女儿给舜、万众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为和番而下嫁文成公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等，如果将人类心理分析透彻，无非也是一种喂小鱼给「海豚」的想法。

直到现代，有些人对国家社会作了虚伪表现，就希望政府给予升官犒赏；有些人自组社运团体，利用抗争游行的方式，强制政府给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贿赂，从事种种不法勾当；有些人在竞选时买票，以达到当选的目的。像这种「海豚」心态，实在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敌人买通，充当奸谍，导致国破家亡；有些国家则为了得到他国的拥戴而提供给他国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乱。凡此，都说明了：「海豚」心态，小则损及个人的道德、事业，大则危及国家世界的安宁，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回想自佛陀创立佛教以来，以及经历各朝的祖师大德们统领十方僧团，弟子何止万千，但是他们教导徒众做事，是以训诲来代替赏赐，以开示来代替鼓励，因为他们手里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小鱼，然而却有另外的法乳滋养徒众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云集。此外，佛陀的舍身舍命不离仁义的修行、富楼那尊者的一命供养佛陀的决心、鉴真大师的「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师的「发菩提心，立坚固愿」……，他们以身教模范后学，无非是在教育大众：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为「小鱼」而工作，应该要有济世的抱负及远大的理想，而不汲汲于得到一点赏赐。

年少时，每每读到高僧大德的事迹，总是动容不已。及至国共内战，自己单枪匹马来到台湾，看到佛教落后，而大多数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随俗浮沉，却不想振兴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舍我其谁」的悲愿油然而生，例如：那时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托大家听讲，而且还得自己张罗道具，租借桌椅，印行传单和大家结缘。不过我不是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做的，而是抱着心香一瓣，来供养十方的心情来做的。后来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当时皈依三宝座下的信徒，四十年来护持佛法，从未退心，这证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资粮。

我曾经很长一段时期，为《人生》、《菩提树》、《今日佛教》等佛教杂志及广播电台、报纸副刊撰写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费，而且还倒贴邮资、车资，这是因为心甘情愿才能持之以恒。记得当初我从宜兰每次到台北主编《人生杂志》，在吃饭时，主事者都说：「你看！就是知道你要来，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长老虽是好意，但我每次听了这句话，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心里想着：「工作责任是应该的，难道只为了你这一点赏赐，我才卖命吗？」在世间上，论功行赏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施舍。有气节的「海豚」看到观众拍手，也会高兴地摇首摆尾，不一定只为了小鱼才表演，更何况我们人类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来宣扬大法是何等神圣的千秋伟业！

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我初到台湾不久，中国佛教会改组，我也被任命为改组委员之一，自觉十分高兴能为佛教发展贡献心力，因此很卖力地去做，并且不时提出意见看法，只是后来发现长老们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长老们看得起，提名我作常务理事，那时我不但无名、无钱，而且连食宿都没有着落，照理说给我一张办公桌就很心满意足了，常务理事是何等尊贵，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伽，无功无德，岂可据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宁可死守扬州，也不给清朝官禄收买；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宁可退回袁世凯的十万大洋，也要发表「奇哉！所谓国是论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门的后代，又岂能如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满足于眼前的小鱼？所以便断然拒绝。

回想五十年来，我和已召开二十届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种种因缘不具足之下，总是与我有缘而无份，年轻时，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参与大会，但是都给中国佛教会的主事者障碍而希望落空。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意从旁协助会务。后来因缘具备，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搬出亚洲地区，进入国际舞台。二十次的大会，我个人独立负责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届世界会员大会，在美国西来寺举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会议场所，我都积极主动地给予承担支持。

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共同推举我为荣誉会长。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时，他们希望我能正式担任总会长，以带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但我已无意于此，因为国际佛光会的会务已够我忙碌了，尤其我觉得现在佛教界英才辈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韩国的月下长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国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应该来执掌世界佛教会务，而他们也不会如「海豚」般为了小鱼才肯有所作为。所以，世界上国际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鱼饲养，而是要给他们佛法更多的掌声。于是就婉拒了他们的厚爱。

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兰念佛会，因无会址，而需要筹建讲堂，但那时一无所有，岂易进行？宜兰县政府的张科长来找我，说道：「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往生，请你为她在告别式上诵经拈香，他们愿意提供兴建讲堂的全部水泥。」我听后非常不悦，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黄金打造，我也不去！」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时我还年轻，非常执着。但是隔天一个信徒往生，我却作不请之友，为他诵经祝祷，而且一路送他到坟场。丧家送了我一个六十元的红包，我将它悉数转为《莲友通讯》的经费，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鱼可以换得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