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就佛法来看，“对身体的自主权”乃至所延伸的“对胎儿的支配权”，都是源自“无明”——不能如实了知缘起事相的无常无我性，从这深细的自我感发展为“我我所爱”，以为对我我所的一切能作得主、能自由支配，于是若非“想占有外界以完成自我，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就是“痛感我所的拘缚，想离弃我所而得自在”[3]。试问，当她强烈地被情欲与烦恼的热恼所驱使奴役，故意或意外地怀孕而导致堕胎，她还能宣称自己对身体有“绝对的自主权”吗？

更何况，怀孕绝非单靠女性可以独自完成，有赖众缘的成就——父缘、母缘与业缘，这是有情结生相续的增上缘，就是父母与受生有情之爱力、宿缘所促成。除此之外，有情在中有位强烈的自体爱，才是最重要的亲因缘。没有它，纵使有父母的爱力驱策，精卵也不会结合；没有它，也无从发业润生。《中阿含经》就如此说：“三事合会入于母胎：父母聚集一处，母满精堪耐，香阴(即中有)已至”[4]。这也就是在前一节所说明的，羯罗蓝是自体爱在结生相续位中，对物质体(父精与母卵)的执取。因此，以为对自己的身体或生育有绝对的自主权，不过是不解缘起而妄自尊大的愚痴相；如果自认拥有对胎儿生杀与夺之大权，那更是自命为“神圣的上帝”了！

四、检视“母亲权益大过胎儿生命”论

问题是，当胎儿生命与母亲权益相冲突时，该如何抉择呢？最常见的情况是未婚生子、为救母体生命所实施的妊娠中止、强暴所致的非意愿怀孕等。赞成堕胎人士所持的观点是，如果胎儿的生存“威胁”到母亲的生命或生活，母亲身为被威胁者，当然可以基于“自卫”而堕掉胎儿除去威胁。也就是说，在必须救母亲的情况之下，堕胎是为人所允许的“自卫杀人”的行为，也是医师或旁人应尽的“义务”而非罪恶。

这样的论点避开了“胎儿何时变成人”的麻烦问题，诉诸人们对强凌弱的正义感，把胎儿形容为对母亲生命的“威胁者”，母亲是该被同情、被保障的“弱者”。可是，胎儿并不具备任何行为能力，也没有任何胁迫之意图，他甚至根本无意识于自己或母亲的存在，这样子的他何来威胁？在此方丝毫不具伤害之意图与行为能力之下，彼方所谓的“自卫”当然不得成立，反而有“防卫过当”之嫌疑呢！因此，把堕胎混同于自卫杀人，在道理上是丝毫站不住脚的。而且，当母亲并非因为不可抗拒因素，而是因为疏忽、放纵或功利性目的而怀孕，让无辜的胎儿面临生命倏忽即逝的处境，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威胁者？谁是受迫害者？

可是，当胎儿与母亲皆是受害者时，又该怎么办呢？强暴，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最受争议的议题之一。贞节被夺、未来幸福断送，社会的讪笑、唾弃与鄙夷，难以抹杀的身心创痛，在在使受害女子对施暴者恨之入骨，转移成对肚中胎儿的瞋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再者，当整个社会看待女性的尊严，是建立在她的“清白”之上时，对她受暴行残害的同情，远不敌她“不清白”之事实带来的震撼。这种价值观、被制约的反应，对女性而言，是非常残酷的非理性、不公平待遇，也相当地不人道。更且，受害女性、其家人与社会，普遍在此价值观之制约下，把无辜的胎儿视为施暴者的延伸，他的生命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不应该存在。堕胎，恶缘的辗转相结，无疑是对受害者再一次的“强暴”！

但是，我们又怎忍让受害女性一辈子背负着这沉重的痛苦负担呢？这对她岂不是延续至终身的不公平待遇？难道这样就符合佛教的“护生”精神？在无法两全其美之下，我们不妨尝试其他的折衷办法，比如胎儿生下后由社福机构收容再交予其他家庭认养，在怀孕期间政府给与完整的福利与照顾，包括母亲及其家属的生活、心理辅导，辅以正确的尊重生命的伦理观念等。而且，心念无常，当受害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情而非鄙夷时，也许她反而更早抚平身心的伤痕；某些坚毅的女性也许更能进一步在佛法缘起智慧的观照下，放下内心的瞋怨，宽恕对她施暴的暴徒，悯念肚中无辜的胎儿生命，让自己从恶业恶缘当中超脱出来，乃至契入菩萨的慈悲心行。

另一个可能面临的两难情况是，当胎儿生命与母亲生命仅能二中选一时，该如何抉择？这的确没有两全其美的答案，任一种选择都是造成另一方永远的遗憾。一般而言，多半还是宁可选择牺牲掉胎儿来保全母亲的性命，一则因为“还可以再生”嘛！再者，未出世的胎儿毕竟与世间结缘未深，不管是情感、人事因缘或是已花费的教育、社会成本，都比不上已存在几十年的母亲，就“机会成本”来看，当然保全母亲较具利益、损失较少。这种心情，把胎儿当做“无特征”的“物品”来看待，这一个与下一个没什么差别；并且，看似以母亲权益为优先，其实是把母子双方的生命，放在“成本/利益”的天枰上衡量得失。这种思维模式，似乎顾全母体之权益，其底里却隐含着将生命“物化”、“量化”的嫌疑与危机。

就佛法来看，这是二选一的“无可避免之恶”，对于世人选择堕胎以保全母亲，也只能抱持着「哀矜而勿喜”的同情，并提醒世人，莫把“母亲生命优先”当作“想当然尔”的伦理判断，忽略其背后隐藏错误的价值观而未察，并应对于为了母亲而放弃的胎儿生命，怀抱深深的感恩、哀悼与忏悔之意！

五、检视“生命品质理论”

生命品质论的原则是——“生命的内涵重于生存本身”，有些生命不值得活下来，换句话说，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值得活下来。例如不明因素或遗传所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先天性功能障碍的胎儿，他们即使勉强存活下来，势必遭受终生的病苦或肢体残缺，也带给家人生活、精神与经济上的负担，这样的生命，有何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可言？确实，对于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我们不能替代，但是，成人又怎能替未出世的胎儿发言呢？毕竟，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度不同，生命品质的认知标准不一，随生活的时空与生命的阶段、层次而变。即使此时藉堕胎“消灭”了先天残缺，但人性深固的“趋乐避苦”本能与爱慢烦恼，势必永无止境地争竞追逐更高的生命品质，容许堕胎的“关卡”必如水就下，人类胎儿将面临大量被扑灭的浩劫。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他们会想要出生吗？我们又怎能代他们决定？这难道就符合佛法的人道精神？但是，谁知今日医药罔效的病症，未来会不会因医学科技进步，使其生命品质获得大幅度的提升？堕胎，会不会消减了在这方面努力的企图呢？没错，佛法也说世间是苦，但这是娑婆世间的真实，没有人例外的“无奈”，死亡并不能规避这个事实。要求现世来世的福乐——生活品质，要靠种下“正因”而来，即布施、持戒、禅定三福业，靠堕胎或自杀来“趋乐避苦”，不异痴心妄想，徒增杀业的果报。但是，佛法也不是冷酷地无视于其痛苦，毕竟众生因缘各个不同，对于父母不忍胎儿的生命苦境而选择堕胎，仍抱持深刻的同情，但距“支持堕胎合法化”是仍有一大段距离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