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是一个职业的前世解读员，她在信中描述自己是一位“金发、蓝眼、皮肤微黑的白种女子。” 巴巴拉生于1939年9月24日，十八个月大时差点因百日咳而死去。她仍患有慢性窦炎和慢性支气管炎。从她的祖母那里，巴巴拉传承了巴伐利亚吉普赛人的血统，她认为自己前世可能是一个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吉普赛人：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三年里，我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一天又一天，同样的恶梦在夜间折磨着我：我被纳粹活埋，泥土向我扔来。我小时候还没有彩色电视，只有广播和黑白的新闻短片。每当我看新闻片时，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德国人军装的颜色——我就是‘知道’。我不害怕日本兵——就怕德国兵。在我知道那些英语单词以前，我就知道纳粹集中营。”

　　“别人无法对我催眠，我学会了自己做往世回归。我以极端痛苦的方法找到了答案，这答案为我带来了平静，缓解了焦虑。我发现在1939年的初冬，我，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被纳粹活埋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恐惧，死亡和惶惑。‘为什么是我’的疑问一直带到了今生。”

　　‘为什么是我’
　　“童年的记忆总是不变——反复，反复，反复不停，一个森林——那么阴冷、黑暗，我现在还能看到高大的树木，一个合葬的大坟墓，还有德国人。我尤其记得他们的黑皮靴。地上有积雪，我看到了血迹。但是我没有流血，我被活埋，窒息而死。泥土是那样沉重，好象上面还压了木头——一棵树——我确实不知道了。”

　　另一位女子玛莎，也同样被黑皮靴所困扰。

　　黑皮靴无情地践踏着她童年的梦。她在信中写道：“黑皮靴在追我。高统的、锃亮的冲锋队皮靴在森林中搜索，手电光不时地开、关，踩踏着泥泞，总是在搜寻。”

　　可是，在玛莎的真实生活中，并没有黑皮靴。她出生和生长在美国，由一个有爱心的家庭养育着。她周围充满温情、善意和安全。除了头痛以外，她成长的过程十分快乐，几乎毫无痛苦。

　　所有的医生都无法诊断玛莎的头痛病。窦炎，牙痛，和眼疲劳成了诊断的频繁用词。尽管药物一样一样的都试过了，头痛还是治不好。在玛莎成长的过程中，有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爱好，但可怕的头痛总是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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