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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躯显然是那样的柔弱，但他的意志却格外的坚毅； 他的生平已然是如此的坎坷，但他的心态又特别的淡泊。 老人家在历经近一个世纪娑婆世间的人生辉煌与坎坷，平静地离开了他牵挂终生的有情众生，安详地告别了他感恩不尽的依止器界，于壬辰年年终岁末，即葵丑月己亥日，离是年除夕仅一星期的时机，舍报西归。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日子，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凌晨四时五十分，一位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一位当年最为年轻的僧才，一位用其生命的全部热忱和睿智矗立的人天导师，在精进修学、慈悲济世、谆谆教诲众生九十余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慧命划下了铿锵坚毅的惊叹号。他的一生，实践了佛陀慈悲喜舍的无量之愿。其柔弱的身躯，激荡着浑厚的海潮音；其浓郁的川音，回响着雄壮的狮子吼。 一 早期熏陶是信仰教育的最佳时期，恰恰惟贤长老作为佛门龙象的基础，亦深深建筑于其早年的家庭佛化生活环境、青少年时代良师益友的殊胜教育氛围之上，这是他老人家的法缘，也是受其教诲而悟入正知正见的广大檀越的福报。一般而言，国人对于信仰问题都比较淡漠，自小接受信仰熏导的机会较为难得。但作为众生的人生观、信仰观念等，确实是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教育环境所塑造的；没有良好的信仰环境、缺乏正确的人生引导，是很难成就教界龙象的。须知，带有一定先验性并需长期熏染的信仰情怀，并非能够随意赋予；而宗教及传统文化的底蕴也决非以任何外在的形式所能给予。世上真正严肃考量人生价值取向，追索终极精神慰藉的本不普遍，就如惯于哲学思考、追根寻源者毕竟只是很少部分人群的偏爱一样。而造就历史上诸多高僧大德的人生历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天赋的、先验的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关注、对终极精神慰藉的关怀。多数最终成为一代宗教领袖或纯粹的出家僧，其童年至青少年时期的长期信仰熏陶，特别是生活学习环境的信仰化熏染、宗教学识造诣的体系化培养，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回顾惟贤长老精进修学、勤奋钻研，于佛学研究及佛法弘传上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其童年及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信仰熏陶，及所受的良好教育，可谓是不可或缺、无比殊胜的基础。 惟贤长老一九二零年农历五月廿一日，诞生于四川蓬溪县文井镇新林黑堡堰村一个佛化的家庭，俗名邱兆洪。其祖父、父亲均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位巴蜀之子自幼对佛教信仰耳熏目染，其弟兄五个，长老最为年幼，其中三个出家修学，可见其家庭的信仰氛围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惟贤长老影响之深刻。由于幼丧恃怙，年仅两岁的他就相继失去了母亲和父亲，幼年的邱兆洪是在四姐邱兆莲的悉心抚养下成年的。当其六岁之际，就被四姐送到了学堂读私塾发蒙，三年的启蒙教育，不仅使天智聪慧的少年邱兆洪从识字句读到《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烂熟于胸，也使他从熟读的传统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为他以后融贯八宗、学贯中印的学术理路奠定了基础。就在当年唯识学高祖、民族脊梁玄奘大师发出“远绍如来，近光大法”之誓愿的同龄之际，惟贤长老也以十二岁的少年身份，毅然告别对他有着舔犊之情的四姐，在蓬溪县白塔寺依止定光法师出家，度入佛门。其实，当时的惟贤法师由于深得定光师呵护，特意安排他于出家后仍天天背着书包念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幼小的他已经写出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载于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可谓是这位日后的学问僧最初的发表文稿。 特别有缘的是，出家一年后，为躲避战乱而返回乡里的欧阳竟无先生入室弟子王恩洋先生在家乡南充集凤创办的“龟山书院”，欣然接受了少年惟贤。十三岁至十五岁在“龟山书院”学习的经历，少年惟贤备受王恩洋先生的耳提面命，完成了决定其一生品行风范的人格教育，在“如何做人，如何完成做人的品格”方面，被深深镌刻上了传统优秀文化的风骨；不仅如此，书院就读期间，系统学习儒学、文学、法相唯识基础知识的经历，用功背下的三百多篇古文，亦奠定了这位日后学问僧的深厚儒学基础和部分佛学基础。也许，这是一种宿命，也许这是上苍对中华大地缁素善信的垂顾，总之，惟贤长老最终以“唯识泰斗”的英名而垂范华夏教界，则不能不追溯到老人家青年时代不可思议的学习经历，促使他与玄奘大师在中国创立的法相唯识学慈恩学派结下了深厚的因缘，终身未改其旨。他在晚年谈到这段历史，曾经十分感慨地说过：“我在龟山读书到十五岁，这几年奠定了我文学，佛学，历史学的基础。在汉藏教理院六年，由这个预科到专修科，范围就广大了。那就是奠定了各宗派的，主要是唯识学，太虚大师讲唯识学，这个就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这个，长期以来作为我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在解放初期，大风浪中是都没有变，一直坚持带现在”。这是惟贤长老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在重庆合川接受“凤凰网华人佛教”记者专访时所流露的心声。 在汉藏教理院进入鼎盛时期的一九三六年，十六岁的惟贤法师考入汉藏教理院，成为汉院最年轻的一名学生。民国时代最著名的高僧、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业是创办或主持了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特别是汉藏教理院。汉藏教理院位于重庆市北碚缙云山，是一所融汇汉藏两系佛教之精华，集中汉藏佛教界精英人才、致力于汉藏民族间的交流了解、汉藏佛教间的砥砺融汇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新式佛教院校。一九三二年八月创办至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成立，终止办学、人员遣散为止，整整十八年间，汉藏教理院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深远的佛教院校，也是中国西南地区致力于佛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其中，在现代佛教史上贡献卓著的法尊法师等都曾经在此院校做过导师，主持教务，善于《俱舍论》的法舫法师、专于般若空宗的印顺导师、精于律学的尘空法师、长于因明唯识的雪松法师、擅于禅学的本光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等都曾先后加入教理院的师资队伍，他们为法献身的信仰情怀与深厚的佛学修养，深深浸染了佛门后生的心田。在抗战期间，喜饶嘉措、郭沫若、老舍、向达、谢冰心、马寅初等宗教界和文化界、学术界名家也纷纷光临该院讲学，他们的真知灼见、广阔视野，滴滴浇灌了莘莘学子的成长。惟贤法师考入教理院后，在诸大师的熏陶下，其幼年播下的学佛修道之种，在充分养料的滋润下，于教理院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在汉藏教理院，他由普通班升至专修班，循序渐进地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少年惟贤已经在教理院练就了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的学问僧之雏形。他在教理院也学会了藏语、英语，并频频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涉足唯识学、因明学领域的诸多论文，深得太虚大师、法尊法师的喜爱和器重。教理院众多大师中，少年惟贤特别敬仰太虚大师，赞叹他复兴佛教之宏愿、八宗齐弘之胸襟、广博无涯之学识、弘法度生之精神。晚年他怀念太虚大师时，还深情地谈到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的重要贡献：“他能适应时代嘛，他讲三种革命：教理革命、教职革命、教产革命，佛教的三种革命。教理革命是什么呢？就叫人生佛教，这个名字叫革命，实际上是释迦牟尼本化。佛教本身就叫啥子？就叫人生佛教嘛。人要做人，要有道德，普全道德化。人生佛教就是这么个事情。教理革命，人生佛教。教职革命就是取消丛林的法源制，子孙制，改成选贤制。教产革命就是把私人的产化为集体所有，佛教集体所有。那么像这一种思想，到今天都还适用”。对太虚大师佛学思想和人生佛教理念的高度认同，对各位授课导师的敬仰，以及求知若渴的天赋，使惟贤长老在汉藏教理院六年的学生生涯，以每逢考试必得第一的优异成绩，奠定了自己日后成就的基础，也坚固和充实了自己出家修学、誓做法脉承继者的信念。一九三八年，法尊法师为少年惟贤授予沙弥戒，三年后的一九四一年，惟贤长老完成学业，由其因明学导师雪松法师在四川开县大觉寺授具足戒。如此的学修并重、天智聪慧、信仰宿就的佛门后生，无怪乎对他言传身教的太虚大师情不自禁地赞曰：“汉院学生，尔最聪慧”；确实，走出汉藏教理院的惟贤长老并未辜负导师们所寄予的厚望。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