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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佛教的“空” “现象改变”，也就是辩证法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而事物之所以能够运动变化，关键就在佛教所说的“性空”，即任何事物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 许多人对佛教一知半解，往往把佛教的“性空”之说、 “无常”之说，当成是消极悲观，这种见解是错误的。 “无常”之说，是叫人不要以僵化的眼光去看问题，是帮助人从自己往昔的成见中超越。 “缘起性空”之说，是叫人积极创造与把握事物发展的相关因缘，让事物的发展、尤其是修行命运的发展，向着理想的方向转变。 所以，正是因为“性空”，因而事物可以去加以改变；而改变事物的途径，也就是改变事物的缘起。这个缘起，既包括“内因”，即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也包括“外缘”，即影响与改变事物发展的相关条件。如果能够把握有效增加或者减少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条件，就可以让事物向成、住、坏、灭等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如现在的“反季节瓜菜”，就是充分把握植物生长的不同因缘而造就出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传统植物生长模式的“性空”，如何能够认为加以改变、让人们在冬天也能吃到鲜美的瓜菜呢! 所以，佛教的性空，并不是目空一切，而是对事物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的把握。真正的佛教修学，要求通达“五明”，即声明(语言声音文学艺术)、因明(逻辑哲学)、内明(佛教心理学)、医方明(医学、药物学)、工巧明(工程技术)，这些，都是佛教徒自利利他、普度众生所必须的学问。另外，佛教也特别注重发菩提心，教人行于慈悲利他，与众生结善缘，为自己种善因、修善乐。这也是有效达成自他因缘良性互动的智慧做法。 佛教认识论的核心在于一个“空”字。在晚唐的咏史诗中，作者明显地在以史证理 (佛理)，或者说以理观史。所有的对于历史的吟唱都不过是在强调一个“空”字，一个“幻”字，现实既是由“空”所幻化，也必将归结于幻灭。所谓“如幻如泡世，多愁多病身。” (韦庄《遣兴》)诗人们之所以往往将昔日故宫的风流繁华与今日遗址的荒村野戍、落日孤烟相对映，其目的就是为了突显出人世人生的虚幻无常。人的一生如此，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如此。在唐人看来，兴衰变化得最快的莫过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以建业为中心的六朝，每一个政权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其从盛到衰的过程都表现得十分清楚，所以晚唐人对历史的感悟就往往着眼于六朝的兴亡更替方面，无论是“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 人歌人哭水声中。” (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还是“黄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 (李群玉《秣陵怀古》)或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韦庄《台城》)都是揭示出六代豪华胜迹如梦如幻、一去不返的事实。韦庄的《杂感》诗更是通过咏叹前朝兴亡的历史，来印证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理论最形象的展示，如： “莫悲建业荆榛满，昔日繁华是帝家。莫爱广陵台榭好，也曾芜没作荒城。鱼龙爵马都如梦，风月烟花岂有情。行客不劳频怅望，古宋朝市叹衰荣。”由此出发，他得出了“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 (《上元县》)的结论。 细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发现：陶诗所用词汇除了源于当时文士所习读的儒家、道家等典籍外，还有不少词汇直接源自魏晋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典籍。其中有些诗句的主要观点就是对这些大乘经典要义的阐发。可以说： 《般若》等大乘佛经在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成为陶渊明诗歌语汇取资借镜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诗中的有些语汇及意境可以从当时盛行的大乘佛经中找到依据，见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六{如幻晶)第二十九云：“众生为如幻化耶?来会者亦如幻化耶?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众生如幻，会者亦如幻，吾我亦复如幻如梦。” (《大正藏》第八册，第四十页上一中) “幻化”这一般若义理也常被东晋僧侣引用，如僧肇《不真空论》即说： “故《放光》云，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以上所引“幻化”一语意为世间万法的虚妄不实， “佛以幻化为喻”，其旨在于“令断爱法，得于解脱” (《大乘义章》卷中)。陶渊明《归园田居》 (其四)结句“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中之“幻化”一词采用了《般若经》中的义理，表达了市朝变迁、人事无常所留给人的虽有非真的体悟。至于“空无”一词，则不仅多见于《般若经》等大乘典籍中，且也多见于当时名士与名僧的文章里。例如郗嘉宾《奉法要》： “一切万有终归于无，谓之为空。”支遁《咏怀》诗： “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总之，陶诗所说的“空无”，大体沿袭佛法概念，并无“孤明先发”之处，所不同者，陶渊明将其具体到人生实践。 谢灵运诗歌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正是由于他深悟了六朝佛教的“空”之内蕴，以空明莹澈的心从虚明处映照天地万物，使之清朗澄澈、明净空灵，才能将其诗写得如此自然清新。钟嵘《诗品》称谢灵运“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是比较确当的。谢灵运诗中虽然直接的意象不多，但却最能体现六朝佛教的“空”之精神，这使得他的诗与晋代诗人陶渊明的“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 (朱熹语)的风格不同，也与看似继承和发扬了其某些思想精神的唐王维有别。谢灵运的诗标志着人对自然作审美静观的一种新姿态，是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态度和方法，开拓出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的美学境界。这种“新”的得来正得益于佛教意象所代表的“空”的神髓。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评价谢灵运之诗时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可谓中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