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佛法僧三宝 第十三课 译经事业

第十三课 译经事业 佛教发源于印度,东传中国,大放异彩,主要得力于经典的汉译。 由于佛典的翻译流传,带动佛学的研究风潮,开创出中国八大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风貌,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

 

  第十三课 译经事业
 

  佛教发源于印度,东传中国,大放异彩,主要得力于经典的汉译。
  
  由于佛典的翻译流传,带动佛学的研究风潮,开创出中国八大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风貌,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为中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也说明中国在哲学思想上,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础,才有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译经事业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六朝,大盛于隋唐年间。有关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汉魏西晋时代--译经的初创期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曾派蔡愔、秦景到西域取经,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到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初期经典的传译并非直接从印度而来,而是从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诸国间接引入。汉朝到晋代,约有六十余位译经师,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昙柯迦罗、康僧会及竺法护等人。当时翻译所根据的经典,大都是由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此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于译经,限于人力、财力,只能译出小经小品,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余暇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护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文体不一,译名混淆,故称为译经的「初创期」。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因此,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可以说是大小乘同时并行。
  
  二、东晋南北朝时代--译经的进展期
  
  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初期多为私人小规模的组织,后来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译经师大都来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汉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竺佛念、昙无谶、求那跋陀罗、真谛、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法显等人。译出的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律典等,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特别是当时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两大学说,直接促进当时佛学思潮的发展。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的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进展期。
  
  三、唐朝时代--译经的全盛期
  
  前两期的译经活动虽有中国人参于,然总体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为主译。本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颠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期。其它,尚有般若三藏、菩提流志、实叉难陀等人,也都为译经事业缔造了佳绩。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了大量的密宗典藉,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
  
  唐德宗后,译经事业停歇,又遭受唐武宗、周世宗的破坏,佛教一息仅存,直到北宋时期,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极力提倡中印双方文化交流,此后从中国到印度求法者很多,印度、西域来华的僧侣也不少。尤其,宋太祖、太宗诏立译经传法院于河南开封(国都),延请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人译经。这一时期译经事业更盛,且臻于完美。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终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
  
  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于佛法的传播贡献至钜,这些译出的经典,经过各代的汇整、刊刻,逐步成为大藏经,流通至今,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伟大的事业。加以东晋道安与南朝梁代僧佑大师先后编制了经典目录,对佛典的整理,佛教文化的保持,更是具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对于后世佛法的弘传,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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