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而且被许多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由于《觉世旬刊》的顺利发行，又带动了《普门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战。多年来，尽管法务倥偬，我却未曾放弃‘文化牛马’的职志，不时推陈出新。像近两年来，三百万字的《佛教丛书》和三十万字的《佛光教科书》陆续推出，无不是多年来如‘牛马’般服务大众的切身体会。

二、三十年前，创办佛教教育事业，高雄师资不多，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但无论多么晚，我都会伫立在山门口，恭候他们驾到，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看着他们吃完就寝，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学院草创初期，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还得到殡仪馆、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后来，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庄陆续赴日深造，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辅导训育，忙得不可开交。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无奈，但三十多年来，我仍像‘牛马’一样，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菩提园地，只为了作育僧才，让佛法能远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这一生，对于某些信徒，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自问一向都是克尽心力，不辞辛劳。就以农历过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座，就是到果乐斋炒面、炒饭，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金而举办书画义卖，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直到第二天开幕时，双眼都未曾阖过，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听在耳中，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后来，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获得许多好评，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牛马’做起，才能稳扎根基，立于不败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物品，我都曾参与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由于人手有限，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虽是一夜未眠，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马’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像三、四十年前，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办事之谨慎，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因积劳成疾，圆寂往生为止，种种行仪见证了‘欲作佛门龙象，先作众生牛马’诚非虚言；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无一不做，如今凭着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风仪，拎着一个小布包，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后，赴日留学，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界，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赞叹不已；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种种活动无一不与，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对于教会事务的娴熟，同侪中鲜有出其右者；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包办一切杂务，其教课认真，学问扎实，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链心志，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方为真才实学；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铲地推车，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实是众望所归；余如依空、依淳，大学毕业之后来山出家，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学成后受命掌管《普门》、《觉世》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如今久炼成钢，成为文教界的尖兵，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是许多人‘作牛作马’，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我丝毫不敢以‘龙象’自居。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佛门僧伽的数量普遍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即高高在上，自称‘僧宝’，藉‘自修’之名，懒于说法，懒于度众，懒于活动，懒于利生，长此以往，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想要千人头上坐，先在万人脚下行’，唯有先作众生的‘牛马’，才能成为顶尖的‘龙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