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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达和尚与印光大师的因缘会心 真达老和尚在上海太平寺驻锡三十余年，做了许多社幷会慈善公益事业。他施衣给药，济寒恤贫，同时也支援佛教中一切弘法利生的事业，受到上海缁素的崇敬。他生平慈祥和蔼，尊贤重道，外示僧伽之相，内蕴菩萨之心，在上海和名流居士王一亭、施省之、简照南、关絅之等交谊甚深，得居士护持，故法缘甚盛。特别是与印光大师交谊深厚，为印光大师的弘法事业做出了很大的支持。 一、同在普陀，交谊深厚 真达和尚（1870-1947）俗家姓胡，名惟通，号体范，一号逸人，安徽省歙县人。清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他的家庭是农村中的小户人家，世代从事制墨，徽州胡开文即其族中所共有的营业字号。十三岁丧母，十七岁丧父，感身世孤零，生活无依。即离乡背井，随友人到苏州，在一家南货店做学徒，为人诚实，做事踏实，为店主所重。店中主妇，信奉三宝，十分虔诚，拟前往南海普陀山朝礼，店主派师护香。师见普陀山上寺院清静，佛像庄严，油然心动，宿根顿发，遂有离俗出世的念头。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真达年十九岁，辞去南货店工作，投入普陀山三圣堂，礼峭岩和尚为师而剃度出家。逾年，到宁波凤凰山白云寺，依闻果上人受具足戒，此后锐意精进，勤奋修学，道业日进。后来通过圆光、慧静二师介绍，得与在后山法雨寺潜修的印光大师相识，二人一见有缘，交往日久，相契益深。印光大师长真达九岁，而真达对印光大师尊崇敬仰，有如奉侍师长。真达在普陀山时，曾在弥陀阁三次闭关，都由印光大师为之封关。在闭关期间，每日诵经坐禅，不稍懈怠，前后九年，修持及学力均大有增长。 二、互相扶持，支持印光大师弘化数十年 真达和尚与印光大师自相识之后，成为一生不逾的好朋友。真达和尚在修持方面得到印光大师的指点教诲，印光大师在弘化方面得到真达和尚数十年的大力支持。如《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所说：“久承摄受，饱餐法乳，仍承以莲友相待者，过去则有了余和尚，现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达二人。”1940年， 印光大师在往生前给真达和尚的信中说：“光三四十年承兄照应，不胜感激。今晨精神陡疲，若将死者，因将上海各络索事大概交德森法师。过二句钟，又觉无甚关系，虽不即死，死也不免，不妨预为谈叙。光生性不喜多事，死了也同死一个平人一样，否则便是加光罪过矣。” 真达和尚对印光大师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印光大师闭关、静修提供条件。1903年，印光大师第二期闭关三年结束，了余师和真达师等一起特创为莲蓬（慧莲蓬）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不久，仍迎归法雨寺。民国三年（1914年），真达和尚自普陀山到了上海，出任三圣堂下院供养庵住持，此后他即常住上海。供养庵规模狭隘，且建筑亦很陈旧，真达晋山后即有意重行改建，因故蹉跎未果。他人虽在上海，而经常回普陀山祖庭三圣堂。回山时必去探望印光大师，礼座问安，讨论法义，相互策勉。而印光大师在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常到扬州印经，经过上海而无适当的落脚处，十分不便。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供养庵拆除重建，取名为太平寺。这时真达和尚在太平寺特辟静室一间，做为印光大师到上海时的驻锡之所，此后到民国十九年之间，大师来沪，卓锡太平。国内护法诸居士，或因私人问道，或因社幷会慈善，有所咨询，常来太平寺，向师请教。各方投函者，也更仆难数，太平寺之名，因师而显。民国十七年（1928年）印光大师因厌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寻找地方归隐。真达和尚乃与关絅之，沈惺叔，赵云韶诸大居士商量。决定将苏州报国寺，供养印光大师闭关。即由弘伞，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达和尚以数千圆修葺。故十八年，印光大师离山在沪，校印各书，急欲结束归隐，时有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数人，建筑精舍，决欲迎师赴香港，师已允往。真达和尚乃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一再坚留。终以法缘所在，遂于十九年（七十岁）二月送印光大师往苏州报国寺掩关。 二是，随喜资助印光大师所倡印的经书及慈善救灾事业，每于钱接不上的时候，均由真达予以周转。1932年，真达和尚因朱子桥将军（近二三年，专办陕赈。）来上海，与三四居士凑一千元，请朱子桥特派人去救济印光大师的老家往合阳赤城东村。 三是难舍能舍，将苏州灵岩山寺拿出来改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满足了印光大师建立十方专修净土道场的弘愿，而且不居功、不居名，完全是无私的支持。相见第三节。 印光大师对真达和尚弘法事业的支持也颇多，见诸记载的包括： 1916年，为真达和尚发起的普陀体仁施棺会撰写缘起序。 1924年春，为真达和尚捐资建立的佛川敦本学校撰写缘起序。 1928年，真达和尚为报父母之恩，请鲁指南居士书写《地藏菩萨本愿经》石印流通，印光大师为之作序。又真达和尚请汪鸿藻居士书写《金刚经》，印光大师撰写《金刚经劝持发隐》说：“真达大师，欲令受持者咸发欢喜诚敬之心，乃请汪鸿藻居士楷书，刊印流通，并附功德颂于后，以期受持者，悉得前人所得焉。” 1930年，真达和尚重订《西方公据》，体例办法实际上由印光大师审定，印光大师序言说：“吾友逸人，特为另订章程。首列经，咒，念佛仪。次列古今显豁浅近各开示，而复注重于临终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将成而被无知眷属破坏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谛，四料简各略释，及佛号百颂，以期初发心者，略知意义。订作一本，以为永远传阅之书。其九品图记数之法，则另作一本，随附正书，以备行者记数，及将来焚化耳，其法甚善。遂为排印以广施送，以期一切同伦，同得往生。” 真达和尚按弥陀因地果位各要义，以阿弥陀佛为首句，共成百颂，冀益初机。印光大师为作小序，并印于《印光大师文钞续编》封皮上流通。 三、难舍能舍，成就灵岩山寺净土道场 灵岩山在古代原是吴王夫差馆娃宫的故址，东晋时代司空陆玩于此筑宅。陆玩信佛，后来舍宅为寺，这是灵岩山建寺之始。梁武帝时，宝志和尚请于武帝为之重兴，以后代有兴废。到了清季末年，灵言山寺十分荒凉没落，宣统年间，有一位军人出身的道明和尚，住在灵岩山寺。道明和尚性情粗暴，因为遗失衣物而打伤一个村民，村人赶到寺中闹事，道明和尚逃走，寺中的设备杂务为村人搬运一空，灵岩山寺成为一个无人看守的空寺。宣统二年，木渎镇绅士严良灿，到上海找到真达和尚，请他出面接管，真达叫弟子明煦法师住到寺中看守。按照印光大师的意见，等到有合适的人住持时，将改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真达请上海华严大学出身的戒尘法师出任住持。请印光大师制定了五条规约，即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说明住僧以二十人为限，不化缘、不赶经忏，专一念佛，每日功课与打佛七相同，所有经费由上海太平寺负担。过了两年，戒尘法师应请到云南弘法，时慈舟师在山上静养，由戒尘法师推荐荐，真达和尚聘请慈舟法师继任住持。慈舟法师只管带领常年打佛七，一心念佛，一般寺务，则由监院妙真法师负责。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慈舟法师应武汉佛教人士之请，到武汉讲经，以后住持之位一直空悬著，由监院妙真管理寺务。这时上山念佛的人日益增多，旧有房屋不敷应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兴建念佛堂，以后四、五年间相继增建。到印光老和尚移锡到山上时，大雄宝殿已经落成，规模亦已大备。老和尚驻锡灵岩山后，数年间道风远播，使灵岩山成为全国知名的净土道场。 德森法师评价说：“虽云外有印老德望感召，内有妙师苦心擘画，其实经济维持，仍由老人迭解私囊，化私为公，复助金钱，顿使荒凉废寺，蔚为广大丛林，而不占丝毫名位。时丁末季，实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