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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与《肇论》 《肇论》是僧肇从学于鸩摩罗什，有了深切体会，脱离言象之表，冥契其中的意义，融会贯于胸中，然后运用其自己的语言文章，把它表达出来而写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趋向于深入探究玄妙的哲理。古代谈玄理的，无有出于老庄之上，于是以研究老庄为玄学。自魏何晏，王弼以来，晋代好尚清谈，探讨玄学，成为风气。僧肇即用当时通行的玄学语言，将其所得白罗什的佛教中心思想——般若，发挥深义，写成《般若无知论》等几篇论文。在僧肇的意见，认为老庄之学，尚不够深入极玄。佛教中的般若，方才可称得上是至极的玄学。故在其所著论中，即以般若为玄学，以佛理为玄理，说：“夫般若虚玄者，盖是三乘之宗极也。诚真一之无差。”说：“夫真谛深玄， 非智不测。圣智之能，在兹而显。”他既以佛教为玄学，故亦即以佛为圣人，以佛心为圣心，以佛智为圣智。说：“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圣心无所知，无所不知。”“圣智幽微，深隐难测。”一般只知道玄学是指的魏晋何晏、王弼一系的老庄之学，不知玄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指何王一系的玄学，广义则是指一切研究探讨深玄之学。所以把《肇论》划入老庄玄学之列，认为不出其范围，这是皮相之谈，是不知僧肇之学的。 僧肇在未闻佛法之前，原来是玄学家。高僧传中的僧肇传，说其“历观经史，备尽坟籍。爱好玄学，每以老庄为心要。”他原是爱好老庄的玄学家。假使僧肇之学止于此的话，僧肇的确如所说是何王一流的玄学家了。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故步自封，而乃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人。尤其是当时的社会，学术自由，正值冲破独尊孔子的礼教，繁琐章句的经学，各自寻求高深的根本的真理之所在。僧肇不囿于老庄之见。传中说他，“尝读老子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老子所说，可算是很好的了，然而讲到实用，还是不够完善。他看到了老子学说的不足之处。一个宗尚老庄的玄学家，能看到自己所宗尚的玄学之不满足，这是要有明智和勇气的。也惟有能经常看到自己的不满足，才能真正追求进步，得到进步。他于老子虽赞美，而尚未能使其心中彻底无碍。传中又说：“后见《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他感到《维摩诘经》所说胜过老子了。僧肇所看到的《维摩诘经》是旧译，译文晦涩。后来罗什为之重译，于是文字流畅，争相传诵。僧肇当时看到此经旧译，能得其旨趣。现在有些自命为精通佛学的，读了罗什译文笔流畅的《维摩诘经》，写文著书，把维摩诘描写成为一个罪恶的人。这样摧残佛教文化，实为可悲可痛。 僧肇出家以后，传中说他“善学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时竞誉之徒，莫不猜其早达。或千里趋负，入关抗辩。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谈说。承机挫锐，曾不流滞。时京兆宿儒，及关外英彦，莫不施其锋辩，负气摧衄。，J因为他的勤学，二十岁时，已是名振京城内外了。一般好名的人，很不服气。认为他这样年轻，不会有高深的成就。于是有不远千里而来，和他辩论抗争的。但是，当时京城中名宿硕儒，以及四方来的英才彦士，经过辩论，没有一个不垂头丧气，甚至气愤吐血而去。 僧肇是否自以为了不起而满足了呢?骄傲自满，最是真正治学者的大忌。他闻罗什的盛名，知其已在姑臧。罗什原在西域的龟兹，今在姑臧，离开关中京兆是近好多了。但是关中至姑臧，在地图上看，还是距离好一段，况古代交通不便。且这时姑臧是在独立的西凉国，而僧肇则是在姚姓的秦国，要出国而往的。然而僧肇为了要求进步，还是自远从之。罗什得到这样的英才，当然是识货的。言谈之下，“嗟赏无极”。后来罗什被姚秦皇帝请来了长安，僧肇也随之而返，承命于逍遥园，参预助译佛经。当时在罗什周围，集四方有学问的义学僧人，共同襄助此伟大的翻译佛经事业。据说，来求学的共达三干余人。其中以僧肇、僧睿等四人为上首，号称“关中四子”。 传中说：“肇以去圣久远，文义多杂。先旧所解，时有乖谬。”他觉得释迦佛去世已久远了，佛经辗转相传，又经异国文字的传译，其中文义，多有夹杂。况前人的解释，随各人自己的见识，多少有感情作用，所以时有错误不正之处，失去原文真相。“及见罗什咨禀，所悟更多。”等到见了罗什，多所请问，禀受指教，于是一日千里，大有所悟。在罗什重译《大晶般若》之后，僧肇即以其所悟，著成《般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写竞以呈正于罗什。 罗什读了，称赞其善，对僧肇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揖。”非但印证其为是，而且自谦地说，我的见解没有比你差。这样是自说见地没有比僧肇更高超了。还要说，我的文章不及你。当然，罗什是外国人，因来中国而学习华语，是难以及僧肇的。而僧肇诸论文辞之优美，确是掷地作金石声，既冠盖一时，也千古共赏。 罗什译完《大品经》，是在公元406年岁次丙午。《般若无知论》因道生南还，带到庐山。传中说：“时庐山隐士刘遗民见肇此论，乃叹曰：不意方袍复有平叔。”魏晋玄学家是最推崇何晏平叔的。刘遗民读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叹为是释子中的何平叔，可谓推重到极点了。他以呈于慧远。慧远看了，“抚机叹曰：未尝有也。”赞叹为是空前未有的著作。 “因共披寻玩味，更存往复。”他们翻覆的研究，终觉得未能一时都了解。因此提出疑问，乘有意明北上之便，由刘遗民写封信，列举所疑，恳求僧肇解释答覆。 道生带《般若无知论》到庐山的时候，是在上一年的夏末。刘遗民写信托慧明带往的时候，已是下一年的严冬十二月。时隔一年有半。等到僧肇更托便人带去覆信解释的时侯，又是下一年的凉风节中秋八月的天气了。古代交通困难，又无邮递，有信必需托便人携带。长安与庐山，在当时是中国南北两个文化集中所在地，尚且一封信的传递，要经年始有便可达。古人问学商讨，如此其困难。其坚强的毅力，诚令人钦佩无已。反顾今日，古人为我们积累了这许多宝贵的书籍，遗留至今，而乃不知加以深入研究。作为一个佛教徒，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为甚可叹借。更看到有人肆意曲解毁谤，欲使早日消灭而后己。作为一个爱国爱教的佛教徒，更是感到责任的重大，应当奋起有为了。 传中在叙述刘遗民与慧远读到《般若无知论》而与僧肇通信问疑答释之后，说：“肇后又著《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并注《维摩》、及制诸经论序。并传于世。”今本《肇论》，是先《物不迁论》，次《不真空论》，后乃《般若无知论》。三篇次第，适与传中所说相反。我们读到刘遗民与僧肇来往问覆的信，在僧肇的覆信中提到，“什法师以午年出维摩诘。贫道寸预听次，参承之暇，取复条记成言，以为注解。论虽不文，然义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没有提到《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可见这几篇在僧肇覆信时候，还没有写出。道生南归，约在弘始十年，即公元408年的夏末。次年冬，刘遗民写信问疑。僧肇的答，又在次年，应当是公元410年了。此后第三年公元413年，罗什逝世。僧肇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二篇，当是在这三年中写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