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七年以前，大约是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这一天，我在东北周家栈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德会’。道德会，就是讲道德的地方，天天都讲演。这个会上有我几个皈依弟子，所以每逢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就到那地方住几天。

住几天就遇到一个不知姓什么的批八字的先生。怎么叫批八字呢？就是你年上两个字，月上有两个字，日上有两个字，时上又有两个字。他给人批八字批得很灵的，他就给我批，他说：‘喔！你啊！应该去做官去，怎么来出家了呢？你若做官，会做很大的官。’

我说：‘官怎么样做呢？我都不会，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官，怎么可以做呢？我会做和尚，所以我现在出家。’

他说这个太可惜了。这是在周家栈，这个批命的他这么给我批。

然后又看我的手，他说：‘噢！你这个手，最低限度，你可以中一个头名状元。’

我就说：‘现在我连最后那一名都中不了了，还中头名？’

然后他又细看说：‘哦，你啊！今年是走运了！今年你有吉祥的事情！’我说：‘有什么吉祥的事情呢？’

他说：‘过下个月初十，你就和现在不同了。’

我说：‘怎么样不同法呢？’

他说：‘以前一千里地以内的人相信你，过了初十之后，一万里地以内的人就都相信你了。’

我说：‘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么说完了这话，我又住了两天。

大约是二月十四、十五的样子，我就到那个镶白旗四屯。镶白旗四屯有我的皈依弟子，叫夏遵祥，他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家里有三十多口人，种了很多地，可以说是个财主。在那一个乡下，他是最有钱的。那么这个老人从来也不相信佛，什么都不相信，等见著我来了，他就相信，要皈依。不单他一个人要皈依，全家都要皈依，所以他全家就都皈依我了。以后我每逢到那个地方去，就到他家里去住。他家里三十多口人，我一去，都高兴得不得了。在那住了大约有十天的样子，就又有七、八十人都皈依，大约是七十二个人也都来皈依。

皈依之后，等到二十五这天，我就坐著夏遵祥他家里的车到双城县去，他家里离双城县有七十多里路，这车要一早晨三点多钟就开始走。

这时候虽然说三月间，正是冷的时候，冷得不得了。这个赶车的人和跟车的人都要穿著皮衣、皮袄、皮裤，戴著皮帽子。我呢，那时候是很穷的，穿的衣服就三层布，这一个衲袍是三层布，穿的裤子也是两层布的裤子——夹裤；穿鞋是穿鞋，没有穿袜子。就穿罗汉鞋，有窟窿的那种鞋，没有穿袜子。一早这车就走了，我坐在车上边。我戴著个帽子，也遮不住耳朵，那是一个合掌巾，那种帽子就好像人合著掌那个样子的。你们看见济公戴的那个帽子，就那个样子的。

坐在车上，七十里路，从三点钟大约坐到一早七点钟吧。到了城里了，天也光了，这赶车的老板和跟著车的人呢，心里想一定会把我冻死在车上，因为穿的衣服也少，又在这车上。他们都坐坐车，下来跑一跑，因为不跑就冻得不得了，一定要下来活动活动。我在车上，由一出门口，就坐在车上。到双城县的东门外，把车停住了。我从车上下来，这个赶车的一看，‘哦！还没有冻死他！’他以为我一定会冻死。

二十五这天我到双城县。有一些个善友，有一些个护法居士，我到他们家里去，也住了十多天。等三月初九又回到镶白旗四屯，回到夏遵祥的家里。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有一个夏文山，他有一个女儿，就是在我打皈依的时候一起皈依的，她最近有病了，病得很厉害，六、七天不吃东西、不喝水，也不讲话，就很大的脾气，发脾气要打人的样子。等到初九这一天，她的母亲就来对我讲，说：‘师父啊！我这个女儿啊，皈依之后没过几天，她就病了。病得很厉害，她也不讲话，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天天都瞪著眼睛，把头栽到炕上，也不讲话，不知道她这是个什么病？’

当时我就对她讲，我说：‘我也不会给人治病，她什么病，你问我是不行的。现在我有皈依弟子叫韩岗吉，他是开五眼的，能知道人的过去未来，前生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你今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你问他去。’那么她就问这个韩岗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