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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又仿宋制，在京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由礼部任命；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洪武五年，他下诏对各地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的免丁钱。洪武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三年，朱元璋召集各地僧耆，将全国佛教寺院划分为禅、讲、教三类，以便于统一管理及督促僧人专心办道。其中禅寺为不立文字，专求明心见性的禅宗寺院；讲寺则包括禅宗外的各个宗派，主要从事于弘扬诸经义旨，并依之修持的寺院；教寺为专修瑜伽教法及应赴各类佛事的经忏寺院。洪武二十五年，还进一步制定了禅、讲、教三类僧服色别，成为明代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 为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榜册》中还详细规定了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并且严厉规定，“令下之后”，如果仍然“私有眷属，潜住民间”，必严惩以正视听。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礼部颁布了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之处，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俾使境内僧人均能依此条例洁身自守，使世间“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同上），利益邦国。 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他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如寺院住持人选、礼佛诵经之法、佛事仪规等亲加干预，见其对佛教的重视关心程度实非同一般。 四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论》），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如他认为“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昧之虚，立本性之实”，所谈之“空”为“相空”，谈“空”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妄想缠缚，“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同上·卷十五·心经序》）宋濂赞扬他“一观辄悟”，“睿识神见，皆超出乎常伦”（《宋学士文集·芝园前集卷五·新刻楞伽经序》）。他欣然赞同佛陀将护持佛法的责任付之于国王大臣的传统佛教观念，不仅终身以护法护教为己任，还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所以付之者，国令无有敢谤，听化流行，非王臣则不可。”（《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认为对于佛法的教化、流行，朝廷应鼎力协助，对公然毁法毁教者要严惩不贷。同时要尽量采取无为的态度，以免产生误导，即对佛家救世之行、益世之功，主要通过律法的方式给予有力保证，并优加礼遇，以示尊重。他强调，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帝王大臣应致力于伦理纲常的维护与日常政治事务的处理，忠君孝亲，知人安民，而不能荒废政务，更不可妄施以求福，否则“必不蒙福而招愆”，王纲废弛，“祸将不远”（同上）。当然，他也批驳那种认为佛道误国的观念，是“小聪明而大愚。”（《同上·卷十·三教论》）对于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事件，他深以为非，认为其所为令人“切齿奋恨”、“非独当时为人唾骂，虽万古亦污名。”（《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他还辨析梁武帝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务本分，崇尚虚文，废国怠政，而非佛法之过。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诗偈若干。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十分明智、允当，很有参考价值。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