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佛教

一

佛法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总的说来，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一致尊崇与鼎力护持。著名的，如梁武帝立佛教为国教，四次舍身佛寺，布施大量财物，他倡导茹素，下诏编制《梁皇宝忏》，对佛教文化影响甚深。唐太宗李世民，虽首重儒学，其对佛法及高僧亦礼遇有加。他支持玄奘的译经宏法事业，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因受佛教影响，他对自己早年四处征战，手所诛杀，愀然疚怀，“弥增悔惧”，特令于七处战场各建寺刹，为阵亡者设斋行道，并布施自己所服衣物，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路。”（《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与佛家有着不解之缘，八十卷唐译《华严经》就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译成后她亲自作序，并敕法藏大师讲授，对华严宗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禅宗，她也十分尊崇。天授二年，诏请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入京行道，不仅给予“肩舆上殿”的极高待遇，并且“亲加跪礼。”（《续高僧传·卷八·神秀传》）后来，又请到六祖慧能的得法袈裟于长安供养。洛阳龙门石窟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据载就是她施钱建造的。她为《华严经》所作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更被誉为“千古不泯之妙严”（近代谛闲法师语）。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唐玄宗也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继亲注《孝经》、《道德经》，又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

二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濠洲钟离（今安徽风阳）人，自幼家贫，为地主放牧牛羊。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相继去世，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身先士卒，得物均分，深受爱戴。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力量逐步扩大。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如儒宗宋濂，谋臣刘基、朱升等，在与陈友谅进行的决定性征战中，据说还得到了庐山僧周颠（一说道家神仙）的襄助。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每见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赞叹。对于“隆冬之时，衣服颓靡，叠膝禅房，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虽严寒肌肤为之冻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论》）。对佛法日盛，殿阁庄严备具，亦欣然于怀。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他广泛结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顺帝赐以“佛日普照慧辩禅师”称号的楚石梵琦、赐以“寂照圆明大师”称号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宝昙、普陀僧怀信等，均给以特别的礼遇，并常有诗文馈赠。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与教化的功能，明朝开国之初，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别诏请了十六位大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其间禅宗祖师，世称明代“国初第一禅师”的楚石梵琦，预知时日，因缘示灭。临终前他沐浴更衣，跏趺书偈曰：“真性圆明，本无生灭，木马夜鸣，西方日出。”置笔对梦堂法师云：“师兄，我去也。”梦堂问：“何处去？”答：“西方去。”又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震威一喝而逝（至仁《楚石和尚行状》）。逝后龛奉四日，颜色愈明润，朱元璋及大学士宋濂等均为之嗟悼痛恻。当时朝廷禁止火化，礼部奏闻后，朱元璋特开僧家火化之例。禅师火化时，“送者千余人”，火化后，“牙齿、舌根、数珠不坏，舍利五色，纷缀遗骼”，“累累如珠”（同上），一时缁白瞻礼，朝野惊叹。

三

在政治上，朱元璋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认为，儒家祖述尧舜，效法先王，其传承与确立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为“万世永赖”，而佛道二教则处处教人明因果、辩善恶、示吉凶，劝善警顽，“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论》）他说：“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同上）认为三教虽侧重不同，表现各异，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则是根本一致的，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三者互相补益，不可或缺。对于佛教，他认识到佛陀立教之目的，在于使人人明了祸福因果，明心见性，仁慈忍辱，诸恶不作，百善奉行，“意在消愆而息祸，利济群生。”（《同上·修教论》）指出：“假处山薮之愚民，非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同上·释道论》）盛誉佛法“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同上·卷十三·拔儒僧文》）正因如此，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顿僧团，去淤除垢，“振扬佛法以善世”（《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申明佛教榜册序》）。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