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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代僧侣的弥勒信仰事例。 隋代僧侣持弥勒信仰者，不乏其人。 北齐高僧法上(495-580)，精研地论、涅槃，隋代许多学僧如净影慧远等都是他的弟子。法上卒於北周大象二年(580)七月，即隋朝建立的前一年。《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事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注：《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6页上。） 北齐昙衍，地论南派慧光的弟子，《续高僧传》卷八《昙衍传》曰：“以开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於时正中，傍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注：《高僧传合集》，167页下。） 《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干传》记载了灵干“遇疾闷绝”后，在兜率陀天遇见慧远之事。文曰：“至（开皇）十七年(597)遇疾闷绝，唯心不冷，未敢藏殡。后醒述云：‘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俯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干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昆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又谓干曰：汝与我诸弟子后皆生此矣。’因而觉悟，重增故业，端然观行，绝交人物。”（注：《高僧传合集》，198页下。）大业八年(612)正月灵干去世，春秋七十有八。传中还记载了灵干曾造弥勒天宫观（注：即依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所造之弥勒净土兜率天宫相之图画或雕刻。）及莲华藏世界海观等。其文曰：“初干志奉华严，常依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至於疾甚，目睛上视，不与人对，久之乃垂顾如常日。沙门童真问疾，因见是相，干谓真曰：‘向见青衣童子二人来召，相随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宫。若翘足举望，则见城中宝树花盖；若平立则无所见也。’旁侍疾者曰：‘向举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愿矣。’干曰：‘天乐非久，终坠轮回，莲华藏世界是所图也。’”（注：《高僧传合集》，199页上。）从上面对话可知，童真对兜率净土亦甚向往，而灵干本人却好像更愿往生莲花藏世界。 《续高僧传》卷十《智琳传》载：隋大业九年(613)五月初8，“有清信士刘正勤，请讲弥勒”（注：《高僧传合集》，184页中。）。 同书卷二《彦琮传》载：颜琮卒於大业六年(610)七月二十四日，“初大渐之晨，形羸神爽，问弟子曰：‘斋时至未？’对曰：‘未也。’还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回身引颈向门视日（曰）：‘斋时已至，吾其终矣。’索永盥手焚香，迎弥勒画像，合掌谛观，开目闭目乃经三四，如入禅定，奄尔而终”（注：《高僧传合集》，118页中。）。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五《慧日道场僧惠云墓铭》载：“开皇十四年(594)……（惠云）端坐正色，称弥勒佛名，愿生兜率天上，舍於内侍者。” 史籍中所载隋代僧侣信奉弥勒的事迹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从上面所引僧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隋代僧侣信仰弥勒的形式，还是以上生信仰为主，具体表现为供奉弥勒画像，临终称念弥勒名号，发愿往生兜率天宫。 3.民间的弥勒信仰。 隋代民间的弥勒信仰，以下生信仰为主，突出地表现在利用弥勒诸经中有关“弥勒即将出世”的预言，并以此为号召，发动暴力反叛。 早在北魏末年，就有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九月，“沙门法庆聚众反於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同年九月被镇压。第二年，大乘余众又突袭瀛州城，冲进州衙，很快又被镇压。 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就有三次。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於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得千馀家。” 大业九年(613)，又有唐县（今河北唐县略北）人宋子贤，善为幻术，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众，日数百千人。时炀帝正在高阳（故属瀛州），宋子贤欲举兵袭击乘舆。事情泄露，宋被擒杀，被连坐者一千多家。稍后，还有扶风向海明，也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造反，聚众数万，建元称帝。 数年之间发生多起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反映了弥勒下生信仰在隋朝的民众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而连续不断的弥勒教派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引起了统治者不安和警惕。后来弥勒教派屡造禁止，弥勒信仰逐渐走向衰落。 4.隋朝的弥勒造像。 造像是北方佛教的传统，隋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据《辩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炀帝一代，共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一千躯。可惜的是，由於史无记载，我们无从得知所造佛像的种类。 据《金石萃编》卷三十八——四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四——二十八所载，隋朝时的造像数目，约如下数：(1)阿弥陀佛像13躯；(2)弥勒佛像9躯；(3)观世音菩萨像9躯；(4)释迦佛像3躯。此二书所列的数目虽然极不完整，同数以万计的隋代造像相比，甚至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但从中也反映了隋代造像种类的明显变化，阿弥陀佛像已经位居第一，超过了弥勒和释迦。 这种变化在唐朝更加明显。以龙门的造像为例，自“北朝后期至隋，龙门造像衰歇。唐初复兴，所造尊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公元六二○年起至七一○年，释迦像加优填王一共十八尊，弥勒更减至十二尊，而阿弥陀达一百二十尊之多，观世音亦达四十五尊，都大大超过了释迦和弥勒”（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96页。）。 可以看出，从南北朝后期至隋，民间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弥勒崇拜已从先前的远居弥陀之上，变为位於其下，而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崇拜则迅猛发展，成为民间佛教徒的主要崇拜对象。 三、隋朝弥勒信仰衰落的原因 从前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可知，有隋一代，弥勒信仰延续着前期的昌盛，保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相对於日益普及的弥陀信仰而言，更是如此。下面将对弥勒信仰由盛而衰的原因作一简略剖析。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