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心甘情愿的奉献

星云法师,奉献

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在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出家苦行心甘情愿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像!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的性格,就成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最初离开丛林时,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国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是1948年,虽然明知当时国家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笑骂由他心甘情愿

随着政府来台之初,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今日青年》杂志邀我当编辑,更有《戡战日报》聘我为记者。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政府最初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没饭吃唷!”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爬方格子的文人。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我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没饭吃,我也“心甘情愿”!

为法为教心甘情愿

甚至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作不请之友,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行销。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教名著翻译论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俭用,每到一处,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为了节省运费,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经书圣典,国内国外,上机下机,出入海关,往往引来旁人奇异的眼光,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其实,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后来,从台北到高雄,从国内到国外,因为我的努力,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佛光山、西来寺、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我的心愿逐渐实现,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虽然数十年来门票收入屡赔不赚,还是觉得非常“心甘情愿”!

培育僧才心甘情愿

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当寿山寺落成时,我便决心创建达寿山佛学院,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信众得知之后,无不为我担忧,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便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师父!你会因此没饭吃!”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我以为:即使穷苦潦倒,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我也“心甘情愿”。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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