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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因果报应，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来所造的那个Karma的力才有应，这叫“感事而应”。如果有这个种子，但你没有外部的事境——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应不出来。所以这个受报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这个法相唯识谈，阿赖耶识的藏识里面有无量劫以来善善恶恶的种子，但这个种子是不是起现行，是取决于你外部的条件。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里面哪些种子可以起现行，哪些种子不起现行，它是复杂的。你不能说它一定起现行，或者有些种子提前起现行，这都是“感事而应”的产物。“事”千变万化，“心”错综复杂，所以这就决定了这种受报的表现形态多样，你不能机械地把它定起来。那么业里面有些“定业”，有些“不定业”，这些都要在“感事而应”里面找到它相应的表现形态。我们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了一种现行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和“境”之间的这种感应，就会使这个“因”呢：你感得强，感得业力重，它起现报——起现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较弱，它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虽然造了这个恶业，但是是今生报，还是来生报，还是无量劫以后才报，这是不定的。这是根据我们能感之心和所接触的事境这种感应的强度来决定的，所以果报有先有后。 但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遇的人事环境，而显发的一种对境。“对”就是应的意思。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所以所应的这种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得重，有时候来得轻。这个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还是轻心造，也是对应的。比如说我们造过杀人的业，在造杀人业的过程当中，也有轻和重的差异。他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用刀背砍一下，说明他的杀心要轻一点；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两段”，他这个心就来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报就来得重；你轻心，它来的报就来轻。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对八两哦。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都是法尔自然的，那种赏罚机制没有谁去主宰的：没有上帝去主宰，也没有佛菩萨去主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业所导致的，这就叫“自然之赏罚”。“自然”不是我们一般道家讲的自然，“自”就是自动啊，你自性里面法尔自然的那种种子起现行：轻重、强弱的那种对应关系——善因给你奖赏，恶因给你惩罚——的一种自然的报应。这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大概的发生的基本机制。你看慧远大师用非常简略的语言，把大、小乘经典关于三世因果报应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来。如果你要展开这个因果的机制，可以讲很多，但慧远大师只是从“感事而应”这个层面，把它的发生机制给我们表达出来。最后的结论是：这是自然的赏罚。 既然是自然的赏罚，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是不能逃脱这种行为的责任的。这就是我们原来学存在主义哲学，沙特讲这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因为你是自由选择的主体。你既然是自由的，是你选择的，那你就得要承担这个行为的责任。当时甚至有人跟他讨论：“如果我被国家征兵到战场去打仗，我是被迫去打仗，难道我还要负战争的责任吗？”那存在主义他认为你要负责任的：因为你尽管是被征兵上战场，在这过程当中仍然有你选择的自由，你可以装病不去呀。他说：“装病装不了呀。”“那你可以逃跑哇。”“逃又逃不掉啊。”“那你可以自杀呀。”你又不装病，你又不逃跑，甚至不自杀，那你上了战场就要负战争的责任了。所以这种责任是严峻的，是不可推卸的。当时存在主义热——原来我也是读本科的时候——七九年、八零年，当一接触到这种学说，感觉到别开生面。它能够把一种主体性显示出来，比那种要好：社会上碰到什么事都是“我是没办法，我是被动员的，我是……”，他都能够推得一干二净。整个的民族的灾难、整个“文革”的罪责，这些红卫兵他也可以推：“这是动员出来的。”造反派也可以推，推推推，那推的就是“四人帮”负责任了。每个人都有责任哪！你红卫兵去烧啦，去抢啦，造反啦，你能说没有责任吗？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建立一种责任的意识啊，这是不能推卸的。你只要做了，只要参与了，你是推卸不了的，这是自然的赏罚。你看“文革”那些砸佛像的，最终都没有好结果，实际上他已经得到现报了。 ——2009年8月大安法师讲《三报论》于东林净土文化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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