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山西反腐让人愕然的不是一省七名省部级官员(申维辰亦算在内)相继落马，而是刷新记录的省委常委落马人数。五名现任常委在不足半年内相继落马，这才是反腐中传递的震撼信号。一切基于所谓政治惯例的臆测都成为了浮云。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历程，像山西这样的力度属于相当罕见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及省委一把手、二把手的反腐案例有10余起。不过，这些波及省委主要领导的案件，多数并没有构成省委一级窝案。反腐也主要围剿厅级官员为主。而实际上对于同级别官员也多是软化处理，采取调离等淡化处理措施。

　　在黑龙江政坛，马德案曾经轰动一时。作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余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

　　当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所以最后工作组做出一条规定，凡是给马德行贿10万元以下的干部，如果自己能主动交代问题，不再追究责任。

　　马德案所牵涉的两名省部级官员也并不是现任常委。田凤山(时任黑龙江省长)被查出时已经调任国土资源部。而韩桂芝则退居二线，担任省政协主席。而发生在东北的另一贪腐大案“慕马案”也同样聚焦于厅级官员。

　　而进入今年以来，地方反腐层面已经出现“团灭”的反腐模式。例如胡春华在广东推动的反腐，就让广州市白云区半数常委落马。按照早前媒体报道，事发后，6名副区长中2人涉案，再算上此前被“双规”的白云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该区政府领导班子仅剩5人，减少近一半。

　　经过持续的反腐动作，山西省委常委目前只剩下9名省委常委在继续工作。

　　省级常委班子是省级治理的执政中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省委常委班子的稳定关乎了一省治理的稳定性。无须多言，一个省委常委班子三成的成员落马，会对该省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造成何等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山西早就面临相关压力。自进入今年以来，山西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一定困难。2014年一季度GDP排名，山西位列倒数第三，增速仅为5.5%。在上半年GDP排名中，山西位于第21位，增速为6.1%，情况略有好转，但下行压力仍较大。此外，这一增长速度也与目标增速9.0%相去甚远。

　　即便面对较大的政治与经济压力，这也并没有成为反腐刹车的理由，四位省委常委照旧被中纪委查处。

　　由山西案例看，中央对于反腐的底线思维已经展现无疑。反腐，才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最有力保障。一地一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将无法构成中央投鼠忌器的理由。

　　实际上，恰恰是当下扭曲的政商关系造成如此的局势。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曾经说过，如果山西没有煤，日子比现在要好过得多。煤矿的巨大利益对官场和文化造成了侵蚀与改变，“政商绑定”在山西官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截止2014年年初，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的22位山西富豪(公司总部设在山西的企业家富豪)中，已有7位或遭遇资金危机，或被互保链牵连，或事涉涉腐官员，甚至被调查。而在2008年“胡润能源富豪榜”上的11位山西富豪中，出现上述情况的或已达到5人，其中就有2009年涉偷税案的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