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是“六祖慧能之禅法”。各位都知道，六祖大师是我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于中国佛教史上，六祖大师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中国佛教史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正因为有了六祖慧能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中国佛教的慧命、佛法的慧命，经过两千年才真正延续到今天。

在讲六祖禅法之前，我想先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文化，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必然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并没有一切照搬到中国来，如果说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的话，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下来。正是因为中国佛教史上出了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审时度势，很巧妙地对佛教进行本土化改革，佛教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举世公认，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相反在印度，佛教在一千年以前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虽然印度近几年来也听说有佛教，但是并不占重要的位置。也有几所寺院，但那都是其它国家的人在印度主持修复。印度的一些佛教团体只有在受到其它国家佛教界的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生存发展，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反地，佛教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却得到了蓬勃发展。

佛教传到中国来，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在座的法师们上佛学院时都学过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开始的时候发展是很缓慢的，有一个人讲经，有一个人翻译了一本薄薄的经典，这人就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地记载下来了。可见开始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与我们今天的形势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教初传时，还不能被中国本土的人完全认同。用现在学者的话来说，佛教传到中国来是作为一个异质文化。这个异质文化要为中国的老百姓乃至士大夫所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佛教的观念和中国的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要使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或者说，要让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必须有一个艰难的本土化过程。用现在的话来说，佛教是印度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中国特色才行。没有中国特色，中国的老百姓见了以后也不高兴。所以佛教在中国弘传的经验，也被其它外来文化所吸收和接受，包括其它宗教，像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尽量地研究，以便天主教、基督教也能在中国进一步本土化，并得以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概在最初的三四百年间是最艰难的。道安法师是一个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高深的大德法师，同时又是一位对佛教了解比较全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法师。到了道安法师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将近有四、五百年的时间，佛教的发展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在这方面道安法师和他的弟子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中国化首先要从理论上为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作某些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中国人不能接受。比如说戒律方面有一条，儿子出了家，不再来拜祭父母。离开了家庭以后，对家的关系、义务也就没有了，对于祖宗也不拜。就是说，出了家以后或者说信了佛以后，对于孝道的观念淡漠了，以佛菩萨为主，不局限于今生今世的父母，而是要去孝多生多世的一切众生——“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是这样的一种泛孝观念。具体的孝道观念比较淡漠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所以在这方面，后来翻译的佛经，乃至中国人对佛教的发扬，就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梵网经》就强调，孝就是戒，“孝名为戒”。这样中国儒家就能够接受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至少不犯上作难，一个不孝的人肯定会犯上作难嘛。中国人的观念是选忠臣于孝子之门，你要是一个忠臣，必须是一个孝子。你不是孝子就不可能做忠臣，一个国家没有忠臣就不能稳定。在这一点上，佛教教义作出了很大调整。

还有在生活上，佛教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佛教初传到中国来，开始也是化饭吃，化饭吃没有人给；也是打赤脚，打赤脚天气太冷；也想在树下宿，没办法，在树下宿不安全，气候比较寒冷。像这些都要调整，不调整你就没法生存，所以一定要盖房子，一定要有一点田产，一定要有几间房子住，这样才可以。在生活上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礼仪上的问题。当时道安法师就是在教理上、教制上、生活上作了很大的调整。佛教从整体来讲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教理，一个教制。道安法师在这两个部分都作了很大调整，使佛教能够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当然道安法师还创立了最初的僧伽制度、讲经制度、共住制度。由于道安法师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道安法师以后又出了好几位高僧，比如净土宗的初祖庐山慧远大师，他就是道安法师的弟子，其他还有很多的高僧。道安法师应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总结了在他之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也开创了从他之后佛教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的局面。道安法师算是第一个里程碑——，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呢？六祖慧能看到当时的佛教，各宗各派基本上都相继成立，义理极其发展，可以说达到相当繁琐的程度。在修持上，当时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定学，各有所侧重。但是在六祖大师看来，在研究佛学方面、在修行佛法方面，没有真正找到最直接了当、最能够把握人的生命的一个法门。当时有一位永嘉大师，他本来也是一位有很深造诣的天台学者，已经颇有成就，他当时为了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直接了当的方法以求得开悟，不远万里从浙江去参拜六祖。参拜六祖以后，他自己叹息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他说他早年来只注重教义上的研究，整天就在名相概念里边兜圈子，好像到海里数一颗颗沙子一样。你说海里沙子有多少啊？我们根本没办法计算它，不要说海里面的沙子，你抓一把沙子来数一数，也得数几天。所以遇到六祖以后他自己感觉到，他早年的学习并没有真正把握佛教里的关键东西，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直接了当开悟的法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六祖从黄梅得法，就在南方建立了顿教法门。

六祖的顿教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且一切繁琐的教义、繁琐的教规，在他那里都进行了简化。一切以修行为主，一切以开悟为主，一切以把握我们的生命为主。他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本《坛经》，这本《坛经》可以说是一个大宝藏。受到教内外人的重视，受到有学问的人和我们普通僧人的重视，甚至于受到我们的领袖的重视。像毛主席，他生前走到哪里都要带很多的书，其中佛教的书就是两本，一本是《金刚经》，一本就是《六祖坛经》。这两本经就是他经常随身带着的。随身带着做什么呢？他老人家从一个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两本书充满着辨证法，充满着哲学的智慧，他是这样来看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